王安石變法

北宋的王安石變法對農民、軍人和商人分別有咩影響?對農民的影響方田均稅 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方田均稅法清出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民負擔，但同時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
　
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頒佈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併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但具體實施中出現強制借貸現象，是王安石變法措施中爭議最大的內容。
募役法　又稱“免役法”，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佈全國實施。免役法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自行出錢雇人應役。雇員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分攤。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使得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來，保證了，勞動時間，促進了生產發展，也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 對軍人的影響保甲法和將兵法 軍事上，保甲法和將兵法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同時又節省了軍費，軍器監法使武器的研究更加專業化，加速了武器的改良與進步。同時開邊河湟，兵威西夏，不過在司馬光上臺後，又把新法派從西夏那奪來的地盤拱手割讓給西夏，十餘年的奮鬥毀於一旦，錯過了平滅西夏的良機，不過新法派訓練出的西北軍在北宋南渡之時也凸顯了戰鬥力，曲端和吳階都是當時名將也都為保衛南宋立了汗馬功勞。 對商人的影響均輸法 此法已久，早在西漢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寧二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質。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的負擔。

實行效果
王安石的變法對於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但王安石急於求成，推行過急，利弊互見，並遭到許多守舊官員反對。王安石又自視過高，不願接納別人的意見。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繼宗“憤惋自陳，以謂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韓琦在熙寧三年奏疏中稱，“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

　　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皇上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寧府。變法運動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熙寧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熙寧九年（1076年）愛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潛心學問，不問世事。
罷新法
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東坡、範純仁等人皆曰不可，溫公執意而行，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逝。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元佑元年二月，罷青苗法。到了三月，範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復之。八月，司馬光奏稱：“散青苗本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谷……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與滕達道書》中承認，“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十馀年後元祐更化時，蘇軾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他說“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曆時九年。支援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曆代評價
明代奸臣楊慎的《鉛丹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裏，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當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樑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國的克倫威爾，說他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垢”，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熙寧八年（1075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後在位之日，始終伋伋盡瘁於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雲。”，“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濬黃河，清汴河。”

　　樑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鄧廣銘、漆俠皆肯定王安石變法。王曾瑜則以聚斂為由，否定王安石變法。

北宋時，王安石主持了一次改革。北宋中葉，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社會出現衰敗的危險局勢。嘉祐三年(1058年)，時任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的王安石上萬言書，提出對宋朝法度進行全面改革，以扭轉危局。但宋仁宗未予採納。宋神宗趙頊即位後，決意支持王安石進行改革。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翌年又被授以宰相之職，開始制定和推行新法。其新法實施的重點是經濟和軍事，目的是富國強兵。當時，制定的經濟新法有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方田等法。有關軍事的有保甲法、將兵法、保馬法等。與此同時，對科舉和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改革，設立三舍法，頒行《三經新義》為教材。新法推行之初頗見成效，但由於反對變法的守舊派，在兩宮太后等皇親國戚的支持下，極力阻撓和破壞，使王安石罷相，變法難以繼續下去。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死，守舊派執政，新法被完全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