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巴人汲水圖》簡介

1937年秋，徐悲鴻隨中央大學遷入重慶大學，住在嘉陵江北岸邊的盤溪，每日過江至對岸沙坪壩中央大學為學生授課。徐悲鴻目睹重慶百姓的疾苦，映入其眼帘的第一道風景線即是一行行挑水的漢子，他們那吃力的步履和被水桶壓彎的扁擔，使徐悲鴻深刻地感受到那份生活的艱辛，和生活在這塊土地的重慶人世代相傳的抗爭精神。他疾筆創作了《巴人汲水圖》。

　　此期間，日本的飛機經常飛臨重慶上空狂轟濫炸，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兩校師生們在防空洞裡學習、研究，徐悲鴻也在重慶大學防空洞裡的煤油燈下創作國畫《巴人汲水圖》，其創作環境、條件之艱難可想而知了。這幅《巴人汲水圖》在構圖上匠心獨運，使畫家的造型手段放射出奇光異彩。整個畫面十分奇特，高300厘米，寬卻僅62厘米，頗顯細高。但其懸挂起來，確與嘉陵江的百丈懸崖相一致，使其場景更顯陡峭與驚險，上下百丈石階挑水的巴人閃爍著感人至深的華夏精神。

　　《巴人汲水圖》以其高度概括的手法，將巴人傳統汲水的宏大場面，分解為舀水、讓路、登高前行3個段落，描繪了男女老幼不同動作的7個人物。畫家在畫上題加七言律詩一首：“忍看巴人慣挑擔，汲登百丈路迢迢﹔盤中粒粒皆辛苦，辛苦還添血汗熬。”

　　此畫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1938年在香港展出時，即被評論家譽為“五百年來罕見之作”。徐悲鴻自己對於此畫亦十分滿意，歸來即又按原稿重新繪制了一幅。此時畫家的思緒進入了佳境，把自我也融入了畫意之中，畫到站立在讓路石上穿長袍青年的頭部時，竟然繪上了自畫像。題詩后，落款寫：“二十七年晚秋，隨中央大學入蜀即寫沙坪壩所見。”畫家把個人、民族、時代、藝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甚至把自己融於民眾之中，這種雋永深長的畫外之意發人遐思。

　　為了籌款捐助流離失所的難民，也為了宣傳抗戰，徐悲鴻多次到南洋、國外舉辦籌賑畫展。畫展結束后，他就把賣的全部畫款，捐給國家救濟難民。他為抗戰籌款竟一去4年，在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陪都重慶，留給妻兒的困窘實在太令人難以承受了。1942年當他從海外歸來，得到的報償卻是妻子的出走和法院給他的一紙婚約解除令。

　　1942年秋至1946年夏，徐悲鴻一直寓居江北盤溪石家花園石家祠，在這四年，他收獲了自己的事業和愛情：創辦中國美術學院，與廖靜文女士喜結良緣。1945年秋，徐廖二人在重慶中蘇友好文化協會禮堂正式舉行了熱烈而儉朴的婚禮。郭沫若、沈鈞儒為証婚人。婚禮上，郭沫若先生賦詩一首，以示祝賀：“嘉陵江水碧如茶，鬆竹青青勝似花。別是一番新氣象，盤溪風月畫人家。”

　　當時盤溪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日子過得非常艱苦，在重慶坊間，還流傳著徐悲鴻每月三張畫抵房租的傳說。徐悲鴻在渝期間，的確留下了大量畫作，這既是他“創作高峰”的成就，也是他為當時生活所迫的結果。在重慶期間，徐悲鴻創作出300多幅國寶級作品，達到藝術生涯巔峰。而在客觀上，也使重慶成為徐悲鴻作品民間收藏的“富集之地”。一度曾引起重慶收藏界轟動的名畫《獅圖》，就是當年抵押給房東的作品之一，該畫以若干怒吼的雄獅來暗喻當今中國人民已經蘇醒。

　　再婚后的徐悲鴻是愉快和幸福的。他不止一次地對廖靜文說：“我真正找到了我所愛的人！除了你，沒有人能對我有這樣真誠、堅定、純潔、無私的愛情，我用什麼來報答你呢?”徐悲鴻決定把他十分珍愛且比較滿意的一些作品，全部送給廖靜文。

　　《巴人汲水圖》的美術史意義最突出體現在其現實性。人門熟知的徐氏經典國畫巨作：《田橫五百士》、《九方皋》、《奚我后》、《愚公移山》等，多以古代詩文傳說題材入畫，更多的是一種浪漫主義和新古典主義，至於徐悲鴻那些以雄獅、駿馬、雄鷹等動物為表現對象的作品，雖然有現實的情懷在內，但基本上遵循的是中國文化中的“賦比興”傳統，更注重的是其象征意義而不是現實意義。

　　據廖靜文回憶，“當時的印度駐華公使看過畫展，亦為作品所感染，提出購買此件作品，由於徐悲鴻當時生活也非常拮據，才同意轉讓了另一幅《巴人汲水圖》”（即這次北京翰海秋拍上拍出品）。《巴人汲水圖》是中國美術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具有裡程碑式重要意義的作品，不僅是徐悲鴻藝術生命中國畫寫生創作的巔峰之作，與歷史、世界名畫比肩而立，同時也是中國現代藝術寫生創作的最佳范本。

　　廖靜文后來將徐悲鴻送她的作品全部捐獻給國家。在北京徐悲鴻紀念館，人們看到，許多畫上都題寫有“靜文愛妻保存”的字跡。《巴人汲水圖》原作共有兩幅，第一幅徐悲鴻后來補題“靜文愛妻保存”，現存於北京徐悲鴻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