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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问题,也不脱此三者。孙中山指出外来的侵略造成的民族问题和专制之下的民权问题,当然是亟待解决的。同时,我们应该避免走资本主义的弯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预防分配不均和阶级的对立。他提出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此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
孙中山虽然致力于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但他关注的却是人类普遍的发展轨迹,并以此来勾画自己的发展模式。他的三民主义,最初更多的是他总结西方经验的结果,当然,也是中国矛盾的提炼。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在一开始颇为时人所不解。
孙中山以为参照外国的经验,不仅仅是少走弯路的问题,而且,体现了人类进化的新的准则——人力的进化。他指出人类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一进化的过程是类似于自然的演变,是人们在未知情况下的自然走向,并无前车可鉴,或是人们在尚不了解规律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而人力的进化却不同,他是在已知的情况下的再选择,是借用前人经验情况下的选择。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中比较复杂的内容。1916年,他提出了直接民权。当时,在国内应者寥寥。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代议制,其代表是否能代表人民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在中国以县为单位实行自治,将法律制定的权利、法律复决的权利、官吏的选举权和罢免权都交给人民直接行使,以实现真正的民权。县以上,则行代表制,由各县选代表到省,各省选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孙中山勾画了一个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的政体。
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危机暴露了政体的腐败,人们开始对政治制度进行再思考,于是有了各地的进步运动。人们认为旧的制度已经过时,要求直接选举联邦议员,人民能够直接参政议政。1913年美国修改了宪法,补充了直接选举的内容。在一些州里,陆续实行了人民创制法律和复决法律的权利。本来就对西方的社会制度不满意的孙中山,对美国的进步运动颇为认同,并按照他“取法乎上”的一贯作风,要在中国实施最先进的政治体制。
林林总总,无不说明,孙中山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他的思想有着无比丰厚的土壤。
开放主义思想
1911年10月中旬,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孙中山就在欧洲宣布:“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外资输入自如水之壑,吾等当首先利用。”首次表述了他的开放主义思想。当然,他这时提出开放,是为了得到各国对于新生的共和国的支持。但是,他以为开放的前提是要以中国利益为本位,以海关税则的自行管理为条件,注意到了民族利益的维护。
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在全国各地演说,要在10年内集资60万万元,建成铁路20万里。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一笔巨款从何而来?孙中山以为,可以向外借款。可是一提借债,当时的人自然而然就想到清政府向外借债,总是以出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孙中山的这一想法,又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对此,孙中山十分焦虑。他说:现在,我们只能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例如军器一门,我们从前所用是弓箭刀枪,试问现在战争,能不能用?……我们既采用西法,即不能不借用外国人才。倘不借用他国人才,我们中国就要先派十万留学生,至少也要学十年才能回国,办理建设种种事业。试问此十万留学生经费,现在能筹不能筹?试问此建设事业等到十年后再办,能等不能等?款既筹不出,又时等不及,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所谓的开放主义,就是借用外国的资金,借用外国的人才,借用外国的生产技术。
孙中山以为,只要操作得好,对外开放不会损害本国的主权。反而会有利于本国的强大。他以美国为例,美国修建铁路,动用了不少的外债,可是,他们并没有面临丧权辱国的危险。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借款都会以主权为代价的。孙中山总结性地说:“政治有国界,至于经济、实业本无国界可言。”
何为操作得好?孙中山指出:一方面,中国与外交往,做到平等互利,条件是关税自主,以便于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取消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要完全服从于中国的法律。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采用民间的行为方式来借款。同时,款项用于发展生产而不是消费。这样,归还不成问题,使借款起到积极的作用。孙中山以兴建铁路为例,提出了三种办法:一是借资兴办;二是华洋合股,在股份中中国应该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三是批给外国人承包,定以限期,期满后无价收回。他特别指出第三种方法最为有利。比如铁路,我们的铁路包给外国人,让他们修筑,给他们四十年的使用权作为代价,所有权在我们手里,到四十年后,我们就可以无偿地收回。不花一分钱,可得铁路若干,极大地使用了外资和外国的人才。同时,我们的主权也未受到一点损害,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