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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歷史中最輝煌的一頁,是漢武帝統治的時期。漢武帝雄才大略,登位一改漢初的無爲而治政策,如罷百家,尊儒術等,取消和親政策,主動出擊匈奴,統一貨幣等,使西漢進入黃金時代。但漢武帝亦是令西漢步入衰落的始端。現就分析漢武帝文治武略之得失。
中央集權國家由秦始皇開創,武帝時則進一步發展"皇權至上"的觀念。武帝即位後即建立年號,稱"建元"此制一直爲後世沿用,有學者曾言:"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武帝並依據董仲舒的"五德終此說"以漢屬土德秦爲水德,而土克水,實行改制易服。又命司馬遷等二十餘人修訂曆法,成"太陰曆",以正月爲歲首。雖然這些措施加強了皇權,達至"皇權至上"的效能,但"五德終此說"卻滲入儒學,儒生們喜以自然現象附會人事禍福,常以天變災異爲籍口攻擊當時當政的人,讖緯盛行,成爲野心家篡位的理論根據。如昭帝以後,即有人指出漢運以衰,應該更換朝代,王莽把握此種與論製造許多對他有利的符端纖語,暗示了自己就是天子,可說當時儒生替他奠下篡漢基礎。
鑑於吳楚七國之亂的教訓,武帝繼續執行景帝的削藩政策,依主父偃主張,用推恩的方法,迫使諸侯將自己的領地,分封給自己的子弟。這令一下,諸侯王相率分封其子弟爲侯,封土便越分越少,漢室也正式承認新諸侯的地位,使其後封土漸變爲漢之郡縣,《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載:"大國不過數十城,小國不過百餘裏,漢郡贏錯諸侯間……強本弱枝之勢也。"武帝不僅矯正了吳、越連兵之弊,更不讓諸侯國相連,控制險要地帶,使諸侯王失去地利及不易互通消息。同時,武帝又藉口列侯貢獻祭祀宗廟的"薪金"份量和成色不足,對皇帝不敬,實行奪爵,嘗一次剝奪了106個侯王的爵位。據統計,至太初年間,侯王只剩五人。除此之外,武帝亦削奪諸侯官屬。漢初諸侯可自任官屬(除丞相外),此乃諸侯王坐大的主因。景帝於七國之亂後,把王國之"丞相"改爲"相",並省去御史大夫、廷尉、中正、博士等官,諸侯王只可選派四百石以下的官,這抑制了諸侯王的治國權力。武帝更積極推行此政策,並訂附益之法及左官之律,"附益之法"是禁止奉承諸侯。"左官之律"即一旦為諸侯之官便不可再事於皇帝,令諸侯之屬官受岐視,杜絕人才向地方外流,亦令諸侯之策士減少。另一方面,武帝亦採取統制經濟之策,《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謂:"吳、齊、趙、梁諸郡--一切山澤之利皆納入漢朝中央。諸侯之富強是因地方有錢、賓客又多之故,現在開帝從土地人才、,財政三方面打擊諸侯王,使諸侯王只成一虛名,徒得食邑而無權。
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國除京師附近七郡外,另加設多十三郡,長官稱刺史,又以京師附近七郡設司隸校尉,性質略同於剌吏。當時的州仍不算正式的行政區域,但刺吏可代表中央督察州內各部。除了擴大地方監察外,武帝爲了加強皇權,選用一批低級官員隨待左右,使其出入禁省,策問應對,另又允許原爲武帝掌書禮的尚書,可出納章奏、操持權柄,並用宦官爲中書以行尚書之職。於是皇帝身邊就形成一個宮內的決策機構,稱"內朝"或"中朝","內朝"與以丞相爲首的"外朝"相對,權力更淩駕於外朝。故丞相的權力被削弱,皇帝則進一步獨裁。但是在地方加設刺史及司隸校尉,就開了東漢軍閥、州牧割據的先河,使東漢滅亡;而削弱相權,令皇帝輔弼無人,令戚宦之爭産生間接更促成王莽篡漢的野心。
博士遠站於戰國,齊之稷下先生亦博士之類,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漢承此制。博士本無政治上實際任務,只代表古代貴族政府、軍人政府下,一輩隨從的知識份子,因此性質極卒,占夢卜巫的人亦得成爲博士。武帝時,依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只立五經博士。從此博士一職,漸漸從方技、旁門雜流中解放出來,純化爲專門研治歷史和政治的學者。武帝又採納公孫弘的建議,爲五經博士置弟子員,額定五十人選拔各地優青年隨博士學習一年,若能通一經以上得補史,高弟可以爲郎中。除此之外,武帝又按董仲舒之議令郡國每年察舉孝子,廉吏各一人,推薦到中央爲郎中。又命丞相、列侯等推與才幹之士,親加策問,以選拔人才。由於崇儒的關係,官吏多由太學出身的讀書人出任,自此漸有文學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蔭與貲選,打破漢初朝廷大臣多為宗室、軍人、功臣、商人組成的局面,形成以士人爲主導的"士人政府"。而且漢初丞相均爲貴族或軍人階級所獨佔,自武帝從公孫弘爲相後,始以布衣儒術所進,遂打破先封侯,後封相的慣例,從此漢代政治實權由軍人轉入儒生之手,也可說漢代政治轉向文治精神的表現。但相反來說,崇行卻扼殺了其他科學發展的機會,堵塞了人民的智亦妨礙各家思想和一切技藝的發展,使學術不能分途競進,使中國文化從此走上偏狹之路,科學陷於停滯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