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靠共產主義轉型為工業社會?

不是的，沙俄時期莫斯科及聖彼德堡就已經是工業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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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對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選擇
　　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發展，各種社會矛盾不斷凸現，在對這些社會矛盾原因的理解及其解決方案上，斯大林與布哈林發生了分歧，在社會主義建設方案上逐漸遠離布哈林的方案，在許多思路上和原來的反對派似有接近。[〔略〕
　　首先，出發點不一樣。在工業化的高速發展問題上，托洛茨基的高速發展工業的主張是同戰勝國內日益增長的小資產階級勢力相聯系的。托洛茨基是出於對國內農民階級的不信任，以同國內小資產階級進行斗爭，限制國內私人資本發展為目的。斯大林的高速發展工業思想是同戰勝國外資本主義列強相聯系的。斯大林是出於蘇聯是處在資本主義重重包圍中遭受戰爭威脅的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必須在短時間內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求得經濟獨立，使蘇維埃政權處於不敗之地為目的。在工業化發展的資金來源問題上，兩者都有從農業籌措資金的方法，但托洛茨基方案是在不相信工農聯盟，不相信農民能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把新經濟政策時期成長起來的較富裕的農民等同於富農，認為農民是威脅蘇維埃政權的定時炸彈，要求通過稅收和價格政策盡可能地對富農加以剝奪，將資金無限制地從農業抽到工業領域﹔而斯大林的工業化思想是在始終堅持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反對放手剝奪農民，只是認為從農業中抽調資金以支援工業化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應當繼續執行，不能立即取消，盡管這是一種令人不愉快甚至討厭的事情，並強調從農業中籌措資金應當掌握好分寸，切忌過度。從道理上說，在一個農業國中進行工業化建設，不從農業領域中籌措資金是不可能的，關鍵在於如何籌措，籌措多少。斯大林在工業化初期，對農民的政策還是十分小心謹慎的，但是糧食危機爆發后，加上戰爭的威脅，斯大林對農業問題的認識發生了偏差，實際上造成了挖農業補工業、剝奪農民的做法。但是這與托洛茨基派從一開始就對農民抱有戒心而主張剝奪農民的出發點是根本不一樣的。
　　其次，形成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不相同。托洛茨基提出“超工業化”主張時，資本主義世界正處於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暫時穩定”時期，它們正一致虎視眈眈地對著新生的唯一無產階級政權，托洛茨基主張剝奪農民的“超工業化”方案必然會危及工農聯盟的穩定，破壞這一堅固的防御資本主義進攻的堡壘，繼而危及初生的蘇維埃政權，自然遭到多數人的反對。而1929年斯大林實行工業化“大躍進”政策時，正是西方國家發生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從穩定進入嚴重危機的階段，這給蘇聯領導人造成了資本主義世界即將迅速崩潰的錯覺，他們以為，實現工業突飛猛進，躋身先進強國的大好時機已經來臨。於是蘇聯領導人和廣大群眾革命熱情迅速高漲，斯大林的超高速工業化思想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成為當時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思想和托洛茨基派的“超工業化”方案雖然做法相似，但理論出發點和政策背景是全然不同的，我們決不能將斯大林的工業化思想與托洛茨基派的“超工業化”主張混為一談。
　　有人將斯大林的工業化思想與布哈林的工業化方案進行比較，認為布哈林的工業化方案更適合蘇聯的發展，甚至提出，倘若蘇聯黨和國家選擇了布哈林方案，蘇聯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很可能走上另一條道路，如果歷史選擇了布哈林模式，就可以避免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弊病了。這種判斷實際上是脫離現實的臆想。歷史畢竟是不能假設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要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工業化發展戰略的制定也不例外。雖然布哈林所闡述的發展方案在理論上更接近於列寧晚年思想，是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國民經濟較為綜合平衡發展的方案。但是要使布哈林方案在當時的蘇聯順利地實施下去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實際上，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從來都不是截然分開，而是相互制約和影響的。布哈林的方案僅僅是從經濟學的角度提出和分析問題，沒有將當時嚴峻的政治環境因素考慮進去。有時在歷史的關鍵時候，即使將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同等看待也要犯錯誤。早在1921年列寧就批評過布哈林，說他把從政治上看問題和從經濟上看問題等同起來，在理論上墮落到折中主義立場上去了。列寧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與經濟相比不能不佔首要地位。“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產任務。” 縱觀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形勢，國際政治環境十分險惡，帝國主義瘋狂擴軍備戰和歇斯底裡地叫囂戰爭，不斷對新生蘇維埃發動武裝干涉，稍事歇息又挑起殘酷的戰爭，歷史並沒有給斯大林和蘇聯留下多少和平的時間。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蘇聯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迅速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戰略是完全必要的，從而形成了特定時期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