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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運動可被視為叛亂是由於其興起的原因正符合叛亂的因素。叛亂之所以爆發是基於人民的生活困苦,如:饑餓、沒有收成、欠缺政府援助等,這都促使人民以叛亂換取較好的生活,即是得到最基本的生活環境。而中國自甲午戰爭後,外國商品充斥於中國的工商業,使失業人數增加,人士生活困苦。加上,水災、旱災的發生,如:1898年起,黃河連年大決口;1899年,黃河流域六省大旱:使原本已經生活貧困的農民更艱苦。這是由於統治階級的腐敗,官員的貪污,使水利失修所導致。農民對清政府的仇恨更劇烈,這是與以前的叛亂無異的。
就參加成員而言,義民參加義和團的動機都是離不開那三個的典型的動:被改革項目所吸引,尤其是物質上的承諾;被迫參與;及被說服參與,就以義和團運動本身為例,它以「扶清滅洋」對於被外國人、教民所剝削的貧苦大眾而言,實為十分吸引。可惜,義和團運動只是包含第三個的動機。而且義和團的參與者全都是農民。由此看來,義和團運動與前朝的叛亂並無分別,絕非革命。當時,教民、洋民享有治外法權,加上又為教會偏袒,這就更加橫行無忌,人民被受欺壓,因此反洋情緒更高漲。適逢義和團的本質為反洋教。因此,許多人民被這種思想吸引。這動機跟之前的叛亂並無分別,以太平天國為例,當時人民忍受不了清政府的欺壓,而拜上帝會以反清為號召,人民被它所吸引而加入。此外,亦有不少人並不為義和團的思想所吸引,而是為勢所迫而加入的。參加的成員有不少是「土匪」、「流丐」。這跟以前的叛亂無異。
於意識形態方面而言,義和團運動鼓吹迷信宗教思想,聲稱能念著咒語而刀槍不入。它吸收了大量白蓮教的教義。如義和團祟拜玉皇大帝〈其實際作用等於白蓮教的最高崇拜無生老母〉,崇拜關聖帝君〈其實際作用等於白蓮教的掌教祖師彌勒佛〉,用觀音、濟公、達摩、托塔天王、南極先翁等當做關帝的助手〈白蓮教也用觀音、濟公等做彌勒佛的助手〉。他們宣傳義和團是天降的“神會”,把團民說成是天降的“神兵”〈白蓮教宣傳降“道”救渡信善〉,還宣傳“大劫將臨”,把洋人指為“妖魔”、“鬼子”〈白蓮教宣傳降“劫”收殺惡孽〉。再者,義和團並沒有任何的創新的思想,全部是中國傳統而富宗教色彩的思想。可見其性質與歷朝的叛亂是無異。
在改革項目而言,義和團只有少量模糊的改革項目,而且全都缺乏革命性的轉變。所謂革命性的轉變是具創新的項目,由沒有到有,如:太平天國的男女平等、聖庫的設立等。這都是全新的史無前例的。然而,義和團的改革項目只在注重軍紀、禁煙、注意義民紀律,如:「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滅洋人,殺官」、「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飯」以上各項並無破舊立新,全都是大同小異的。
此外,我們又認為義和團的起義乃一愛國運動。人民於列強的壓迫下,同仇共憤,先後奮起反帝救國。自1898年起,帝國主義盛行,列強來華紛紛劃分勢力範圍及租借港灣,企圖瓜分中國。例如法國強行要求清政府租借廣州灣,並於中國的西南部劃分勢力範圍,包括了廣州、廣東等地;德國強行要求清政府租借膠州灣,並以山東半島作為其勢力範圍;俄國要求興建鐵路越過黑龍江,又強行租借遼東半島,包括大連及旅順,並於東北三省劃分勢力範圍;英國強行租借新界及威海衛,並於長江流域劃分勢力範圍:日本又跟隨列強的行動,要求借福州:在這情況之下,中國險被瓜分,幸好美國於1899年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尊重中國及維持各國貿易平等為原則。 雖然,中國可避免被瓜分的危機,可是並沒有減低人民對洋人的怨憤。由於洋人、教民享有治外法權,既不受政府的牽制,又受到教會的偏袒,他們更加棋行無忌,不斷的欺壓人民。而當時,義和團以反洋教,反帝、反殖民主義為號召。因此,許多被剝削的人民在缺乏政府的幫助,只好加入義和拳,企圖趕坎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