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佳答案
王弼註《老子》等書,方法和旨趣都超出了前人,先是,王弼從玄學家的角度出發,融合儒、道兩家關於道的解釋。他在《論語釋疑述而篇》作註說: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像。這裡的道字含義,已失去了孔子志於道一語中道字的本意,而與老子的道即無的含義相合,成了玄學家所說的宇宙本體。
接著,王弼在《老子注》的各章中,將道釋之為無、道隱無名,將玄釋之為冥、默然無有.於是,道、玄、無三者互為一個等式,即道=玄=無,從而豐富了以無為本的本體論。王弼並沒有因此停住腳步,他為了給宇宙本源下一個更合適和更豐富的定義,還對《老子》中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一句,進行了發揮。
他作註說: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對於道與大二者關係,王弼先把道解釋為萬物遵循的規律,是哲學概念中最高的稱號,然後說: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為最大也。這樣,王弼又把大也拉進道、無、玄的體系中來。
據此可知,經過王弼的巧妙解釋,玄學是一門玄遠深奧的學說,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它強調宇宙本源為無,是屬於唯心主義哲學。……
http://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3Ftid%3D544182%26extra%3Dpage%253D5&ei=RyPhTJPsIoTKvQOkwrnhDg&sa=X&oi=translate&ct=result&resnum=4&ved=0CDEQ7gEwAw&prev=/search%3Fq%3D%25E7%258E%258B%25E5%25BC%25BC%25E5%25B0%258D%25E6%2596%25BC%2B%2522%25E9%2581%2593%2522%26hl%3Dzh-TW%26sa%3DG%26biw%3D1003%26bih%3D562
東漢末年,因社會變亂,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受到削弱,出現了儒、道、名、法競起與合流的趨勢。魏初,繼承了漢末評論人物的習尚,又受到曹操好法術、重刑典的影響,因而評論人品均重視綜核名實。
漢代順天地陰陽氣化的層次探討人性,認為人之性情是陰陽之氣凝聚表現,天人之間有同理、同道、同構的相應關係,重視禮樂政教與生命性情的調節教化,魏晉時期,轉為自然無為也無可干預的天命觀點,人性論則重視自然的“才性”層次。所謂“才性”或“情性”是人禀之自然的材質,展現於具體生命的型態,有各種不同的情態或姿態,可以品鑑。這種品鑑人物的著作,在班固 《漢書‧古今人表〉已可見其基本樣貌。
三國以後,則有曹丕 《士操》、 盧毓 《九州人士論》等作品,然皆已亡佚。《人物誌》形成於黃初一青龍之際,是為了配合選舉制度改革而作,保留了有關曹魏九品中正制草創時期的寶貴信息。該書的核心思想是構建中和型人才系統,反映了在黃老道家“因循”政治哲學指導下,曹魏前期官方人才思想與選舉政策從“賞功能”到“重德行”的變化趨勢。《人物誌》為現存可見最具系統之作。
劉邵的思想絕不只是刑名之學,他這本書實際上是糅合了儒、道、名、法各家學說。品鑑人物,論其所宜,綜核名實,考校功績,這是名法家的精神。而劉邵在這本書中最推崇“聖人”,所謂聖人就是具備中庸至德,因而能夠知人善任、治平天下的人,比如他說:“凡人之質素,中和最貴”,“中庸之德,以達為節”,又論述臣主異德,臣任其事,主總其功,“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也”。
這些思想既有儒家的影響,又有道家的影響。但是總體上看,劉邵的思想更傾向於老子,這不但在這本書前面品評人物的部分中顯示出來,而且他還專門寫了一章《釋爭》作為全書的總結,這些都是深受老子思想的影響的。所以,劉邵這本書也顯示出魏初學術雜取諸家的風氣。《人物志》充份反映儒、道、名、法之融合,即魏晉玄學之早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