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在 "才性"、"有無"、"一多"、"聖人"的談論

魏晉玄學是一種思辨性比較強的哲學，它的特點之一就是豐富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範疇。這中間有的雖是先秦哲學中已有的，但在魏晉玄學中，它的內容更加豐富了，涵義更加明確了。

魏晉玄學這種新的哲學思潮的流行和完備，是由於一種新的哲學方法的出現而發生的。劉劭著有《人物誌》深受當時時代風氣之影響，而頗具名家、法家的思想。從《人物誌》的內容看，雖或不能說像後來的四本才性問題那樣已經成為純粹的名理之學，但也不再象漢末那樣僅就具體人物的才性高下來進行評論了，而進於對評論人物的標準和評論人物的原則等問題的討論，這一情況實為思想發展的必然趨勢。

對抽象的人物標准進行討論，必然要用辯名析理的方法，因而討論抽象原則的‚名理之學就大大得到發展。在這種道家思想流行的情況下，劉劭自不能不受時代風尚之影響。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到漢魏之際由於儒家思想統治地位的削弱，因而出現了儒、道、名、法合流的趨勢。

劉劭的思想正反映了這種發展的趨勢，而成為過渡到魏晉玄學的一個環節。下面讓我們通過《人物誌》所談及的幾個問題，來探求名理之學向玄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以明哲學思想發展的規律。

（1）才性問題

才性問題雖說不是在漢魏之際才提出來的，但到漢魏之際它卻成為一個普遍重視的討論之對象。才指才能，一般都是這樣看；而性具體指什麼，說法就不一致了。 從孟子以來，就人的‚性（或叫本性或天性）說大體是指人之所以為人者，或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章炳麟《辨性》中說：儒者言性有五家：無善無不善，善是告子也。這五家雖對性的看法不同，但多從倫理道德的觀點來看人性，如人性善，則只要收其放心、反求諸己，即可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如人性惡，則只要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即可使人棄惡而為善。

但到漢魏之際，天下大亂，需要有才**人出來創大業，所以曹操提出唯才是舉，他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三國志〃魏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本來在漢朝‚察舉和徵辟往往是根據德行，因此並不把才和性看成是可以矛盾的。但到曹操時就出了問題，才和性竟可有如此之差異。劉劭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討論才性問題的。

從《人物誌》一書看，劉劭很重視人的才能，他把人分成聖人、兼材和偏材，又把人物分成十二流品（類型），都是依據才能而劃分的。但對人的才能由何而來，他仍認為出乎性情。聖人的性是中和，‚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中庸之質，其質無名，故能調和五材、總達眾材。而其餘的人的性則各據五常之性的一偏或兼而有之。這就可以看出，劉劭的所謂性也還沒有脫離漢人講的那一套，只不過是對聖人的性用了一些道家思想加以解釋罷了。

然而由於才性問題的提出，所以到曹魏當政時，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就多起來了，於是曹魏到正始時，由才性問題的討論而進入了玄學本體論的範圍。從以上發展的情況來看，我們可知在魏晉之際，如何由才性問題的討論，而發展到關於宇宙本體問題的討論的內在邏輯聯繫。

（2）有無問題

魏晉玄學是討論本末有無問題的，或說‚以無為本或說‚自生而必體有這樣的‚貴無或崇有等哲學命題，並不是一下子突然提了出來的，它有一個不得不這樣提出的過程。劉劭《人物誌》中也反映了這種思想。但在劉劭的思想中似乎並未就此停止，他認為既然‚君道無為，那麼也就是說君主和臣民應該有所不同，其本性應是‚平淡無味的，這樣才可以‚不與一材同用好。

至此，劉劭的思想已不僅限於君人南面之術，而進入才性問題的抽象討論。劉劭這些看法雖然還沒有直接討論到有、無問題，然而他顯然已經注意到‚無名、無味、無為的作用。這樣的看法，就它哲學上的意義看，可以說已經把無看成比有更為根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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