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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歷史發展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和君主專制走向極盛的時期,永樂元年朱棣命福建都司造海船137艘,二年命在京衛所造海船50艘,三年命浙江等都司造舟1180艘,很快海軍就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強軍。在經濟和軍事成為世界頭號地位的情況下,追求“萬邦來朝”已經不僅僅是明統治者虛榮心的需要,同時也是明朝尋求世界大國的政治地位乃至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在這種情況下,朱棣理所當然想到了海軍,遂命“造巨艦以通海外諸國”。命鄭和出使西洋舒通各國關係。然而隨著其目的達成,並且沿海倭患被驅除、來自海上的威脅減輕之後,海防政策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大運河重新開通(永樂十年1412年)、永樂十九年(1421)京都的北遷,國家的防衛體系也隨之北移,海防隨著防禦重心的變化而地位下降。
對於明統治者來說,最需要防範的是北方少數民族的侵擾和內部的農民起義,大海成為了國家安全的天然屏障,封閉海洋即可保安全。所以明統治者開始實行海禁政策,海軍開始衰落。
翻開中國近代史,不難發現,列強對中國的入侵大部分來自海上。從印度和緬甸方面入侵的英國、從越南入侵的法國、從北韓半島入侵的日本,無一不是先海後陸;可以説,列強梯次來華,基於其近代海權意識的覺醒。在西方,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新興資産階級開始向海外大肆掠奪和擴張。
從15世紀末到19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各國經歷了兩個半世紀的海上爭霸戰,産生了兩個明顯的結果:一是西方的海權觀念不斷強化,即“誰控制了海洋,誰就能統治世界”;二是他們的戰船和火炮技術不斷改進,海上的軍事實力日漸增強。如果説,在生産力尚不發達的中古時期,汪洋大海還是人類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到了16世紀,東西海路大開之後,原來的海洋天塹就逐步變為入侵者的通道。進入19世紀,非洲、亞洲、美洲,越來越多的地方成了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國的殖民地,古老的中國成了列強覬覦的下一個目標。
反觀中國,雖然有著漫長的海岸線,雖然四大發明中的指南針成就了世界的航海業、火藥成就了槍炮等近代武器,雖然在明代就有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但中國卻從不曾是海洋大國,直至明清時代,朝野上下的海權觀念仍幾近於零。
與重商冒險的海洋民族不同,中國古代的經濟一直是以農為本,對海洋的依賴性很小,沒有專門從事海上通商的商民。其次是海上通商到唐、宋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仍然沒有形成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明朝統治者為了國家的安全反而“禁海”,這使得中國在海上並沒有重要的經濟利益,沒有培養對海洋的依賴性。
同樣,正是因為海權觀的缺失,缺乏適當、有效的海防措施。在近代以前,中國的海防安全一直沒有遭遇過嚴重的危機。明代的倭寇,侵擾東南沿海的荷蘭、葡萄牙,都沒能給中國帶來實質性的威脅。
明清之際,在統治者的眼中,大海依然是天然屏障。於是我們看到,清代不設遠洋海軍,只有近海和長江水師,其主要任務是巡防江河、海口和緝捕海盜,兵制等同於內地的陸軍。到鴉片戰爭前,清軍水師中最大的戰船是廣東米艇,沒有任何掩護。而19世紀初的英國的皇家海軍,早已在造船工藝方面做了全面的改進,其一級戰列艦長200余英尺,定員820余人,載炮120門,其炮全部分列于甲板之下,而且燧發點火,射程遠、威力大,整個戰艦如同一個移動的大型堡壘。
明清統治者始終沒有意識到海洋所能帶來的巨大機遇和利益,所以明清統治者採取了消極的閉關鎖國政策,雖然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卻進一步阻斷了中西文化的交往,錯過了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文化科學的歷史機會,拉大了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造成了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悲慘局面。
面對強大殖民者的貪慾,落後的中國遭受侵略已不可避免。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中華民族的苦難史,也是一部抗爭史。面對列強的侵略,加之清廷軟弱腐敗,決定了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國近代海疆史上上演的一幕幕悲劇成為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