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侵台的日本人

“明治維新”後，日本資本主義逐步發展，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對外擴張政策也得到確立。“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正是這種政策的叫囂。從這種狂妄野心出發，日本制定了征服中國和世界的大陸政策，即第一期征服中國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中國東北，第四期征服全中國，第五期征服全世界。按照這個侵略步驟，日本從19世紀70年代起，就不斷騷擾中國臺灣。

在明治維新的眾多元勳當中，擔任最重要角色的是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桂小五郎)三人。這三人又被稱為「維新三傑」。

從「征韓」到「征台」：國內政治角力的影響

日本征韓論起源甚早，最早可從豐臣秀吉開始。明治維新後，征韓論因為韓國拒收日本國書而再起高潮。而當時以木戶孝允(長州人)主張「征韓」最力。木戶之所以主張「征韓」，是想把當時內亂的危機轉變成發揚皇威的外征，除此之外，也想藉「征韓」為長州爭取政治領導權。但最後不被接受，「征韓論」也就自然終止。但「征韓」的想法卻被「武斷派」(西鄉隆盛)所繼承，在明治六年(1873)再度被提出，而此次的「征韓論」，另一方面也代表明治維新後政府內兩派路線的政治角力鬥爭，亦即「武斷派」和「內治派」 (以大久保利通為代表)的權力鬥爭的一個具體衝突點。

日本政府的「征韓」，先於1873年8月17日，後於10月15日在「征韓會議」上決定。大久保利通雖然在會議開始前用盡權謀想要打倒西鄉武斷派的主張，但會議開始後，三條實美太政大臣以及岩倉具視因為畏懼西鄉背後的武力，所以最後終於採取西鄉的「征韓論」，於是大久保利通辭職。

不過三條與岩倉也因為過度不安而辭職或是放棄上奏天皇的責任，一時間武斷派又遇到障礙，於是內治派趁此良機決定阻止西鄉直接上奏天皇以求顛覆武斷派，最後竟然成功，天皇表示採納內治派的意見，無限期擱置「征韓」，至此武斷派在這場政治角力上算是輸了，於是10月24日西鄉辭職。

但是內治派一開始是以樺太問題作為反對「征韓」的理由，而非「征台」。可是到後來由於俄國主張「樺太、千島交換論」的主張，日本決定順從之，再加上由於西鄉辭職造成國內政治局勢緊張，後來在1874年2月18日終於爆發佐賀之亂。在這種局勢下，日本政府一方面出動皇軍鎮壓叛亂，一方面則必須更加積極尋找發洩口抒發國內壓力，將內亂轉為外征。因此已塵封一陣子的「征台論」終於又於1874年2月6日的內閣會議再度復活，換言之，「征台」就是日本政府在佐賀之亂時為安撫薩摩藩人(西鄉隆盛為薩摩藩人)而付出的代價。

明治四（1871）年，大久保利通晉身大藏卿，一心致力於內政之建設。同年任岩倉考察團的副使，周遊歐美各地。於考察歐洲時，遇到德國宰相俾斯麥，大受其影響。1873年聽到西鄉等人激烈的征韓論主張，立即回國。他與岩倉具視站在同一陣線，強烈反對征韓，因此而與多年的好友西鄉決裂。征韓派辭職後，大久保兼內務卿，成為政府的核心人物，大力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他雖然專制，但沒有地域觀念，大量採用有能力的人才。

木戶孝允(桂小五郎)明治四（1871）年隨岩倉具視考察歐美，擔任全權副使。1873年回國，建議政府制定憲法。翌年兼任文部卿。

木戶和大久保雖一開始就主張「征韓」，但明治四年以後卻搖身一變，主張內治優於對外發展，所以開始反對侵韓、侵台之舉。

李鴻章曾言「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割讓出去並不可惜」，這個說法不可能。

另外一個版本是說，李鴻章跟日本人說台灣「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總之不是個好地方，希望打消日本索地的念頭，而願意接受清朝賠款。

這是比較有根據的說法，因為當時清朝在台灣的自強運動政策已經花了非常多錢，而且台灣一失，東南隅沿海就失去屏障，清朝非常知道台灣的戰略價值。不可能覺得可以隨便割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