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試---->紀律

導言文學評論必然要影響社會公眾，它的價值取向選擇也必然會影響到社會公眾的價值選擇。各人所持的標準有異，令個人的文學評論的價值取向亦同樣出現差異。任何時代、社會和團體都是如此，不同時代的不同階級都有自己的批評標準，實際上，不同民族的文藝批評標準也會有差異。每個人的批評標準後面都有著對人生、道德、哲學等等的個人觀感。“文學”中的“紀律”“紀律”（discipline）廣義來說，其定義可被歸納為：自我控制、保持社會和團體內的秩序、服從合理之命令、對指示抱合作之態度、尊重組織內之階級等別，這幾個意思。而從文學的角度，狹義來說，“紀律”則是用不同的規律和手法將作者的意思用文字表達出來，但因為作品受到形式上的限制，所以作品內容、風格多是千篇一律。文學中的“紀律”，是指用不同的規則或手法如韻律、字數把作者的意思用文字語言紀錄下來，作品往往受到形式上的限制，充滿模仿和學習別人。例如：由文學方面看，中國文學中的五言絕詩，要跟從前人創作的規矩、模式去創作，中國的詩必需平仄相對，偶數句必須押韻，這些規則在寫詩時，後人必須嚴格遵從，不可有違或改變。首先在句法方面由五字句所構成，但一首以五言為主的古體詩，只要加入一兩句七言句或其他雜言句，就不算是五古體，而要列入七言或雜言古體之中，這與七言古體不同。對於五言詩的平仄都有要求，要“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在韻律方面，五言古體無嚴格規定，一般雙句押韻，雖然可以轉韻，但按習慣而言，轉韻的極少，不轉韻的佔大多數。文學是在於培育“紀律”還是“解放”？彼得威爾在影片中透過基丁與學校思想上的不同，顯出“紀律”（discipline）與“解放”（liberation）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從表面看來，影片一直主張以文學打破“紀律”，批評“紀律”的迂腐，而把“解放”的價值盡情表現出來。其實，影片中隱含著“紀律”和“解放”兩者是同樣有價值，它們是相輔相承的，缺一不可。“解放”的價值在於引領人尋找自我，為刻板的世界創造新的局面，但它不可以獨立存在，完全地漠視一切“紀律”的“解放”，只會變成放縱。例如：在影片中，查理在校刊發表大膽文章，差點毀了自己的前程，基丁事後亦有教訓他要理性地權衡輕重，這才是正確的“解放”，而權衡輕重的標準便是“紀律”。“紀律”代表著傳統、理性的規範，讓人清楚“解放”的底線在哪裏，然後才決定如何適當地“解放”。如果沒有“紀律”的規範，人就會失去了理性地權衡輕重的思考。例如：在影片中，尼爾不願受父母的擺佈，而以自殺來“解放”自己。因此，“解放”不代表完全地創新，應該要配合“紀律”的規範，所以“紀律”和“解放”之間是互相制衡、互補不足的。反觀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每個朝代都有其嚴格的“紀律”限制，在字數、句數、韻律、平仄上都有特定的形式，在這些形式的基礎上，文學也漸漸地“解放”出來。例如：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興盛的駢文和唐代興盛的近體詩，形式上都有“紀律”，講求對偶工整之美，詩人必須跟隨，可惜卻因過份著重“格律”嚴謹而成為末流。有詩人跟隨格律，但取得成功的如李白、杜甫無不以個人“解放”的思想寫入已有的格律上。直至後來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運動”，主張“文以蛓道”，不必押韻，不求對偶，以參差自然的句法為主體，把舊有的“紀律”“解放”出來，但仍是以古文為主。到近代，胡適、陳獨秀發起“新文學運動”，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再一次把舊有的“紀律”“解放”出來，不受限制的新詩就是詩歌創作的新“紀律”。這使近代的文學有著新朝氣，文學家在創作有前所未有的突破。最先表現在魯迅的小說，其次是周作人的小品文，都是以表現人生為主。總結由此可見，“紀律”和“解放”都是文學所需要的。文學擁有“紀律”的基礎，才能將“解放”出來的新思想表達出來。“紀律”的目的在於承先啟後，“解放”是必定會出現的，因為“紀律”是需要不斷更新，不能永遠停留在同一處。古代舊詩有它的“紀律”，例如押韻、平仄等，後來新詩的出現，令舊詩的“紀律”得以“解放”，出現新的“紀律”。可見舊“紀律”會不斷被打破，同時又經“解放”而有新“紀律”的訂立，新“紀律”在將來又會被打破，這是不斷循環的，令詩的創作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