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性格是什麼!有20點

司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實，北宋人，係出名政治家同文學家。

生平 [編輯]佢祖先係西晉皇族，喺佢嗰代家世重好啲，因為阿爸係做官。話說司馬光細個嗰陣，曾經用過石頭打爛一個大盆，救咗一個跌咗落水盆嘅既細路。後世就攞咗嚟當成兒童故仔講，話佢好醒目好夠膽識。

司馬光廿歲就中咗進士，由地方官做起。後尾佢入咗京，負責編撰典籍。司馬光就咁樣寫咗《資治通鑑》呢本書。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佢嘅人格俾當時人睇成係典範，歷來受人景仰。
家世
司馬光的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原籍屬河內（今河南沁陽）。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曾為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屬翰林學士院），在藏書閣擔任皇帝的顧問，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

童年
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將胡核去皮，他姐姐問他是誰做的，司馬光回答是自己剝皮的，父親責備他小孩子怎麼可以說謊，司馬光自此便不再說謊。「司馬光砸缸」的兒童故事，在當時的東京（今開封）、洛陽一帶就有人把這個故事畫成《小兒擊瓮圖》廣為流傳。


司馬光立志編撰《通志》，作為統治者的借鑒。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通志》八卷上進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並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以其書「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並親為寫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陝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御史臺，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鑒》，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家家掛象，飯食必祝」。

政治主張
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人士，他跟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生了嚴重分歧，幾度上書反對新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着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王安石的新法，大都切中實弊，亟需實行。反對新法的人，面對實際的政治問題，通常並無任何卓見，而反對新法大都似乎是針對王安石的個人，而非對事。他們反對的理由包括新法擾民及祖宗之法不可廢，卻又提不出什麼更好的改革方法。例如司馬光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當政，他上奏宋神宗曰：「閩人狹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資治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歷經19年編輯完成。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褒貶
雖然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序》：「唯公忠厚質直，根於天性，學問所到，誠實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參苓之可以已病。」[1]但政治生涯並不突出，其人為中國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典型代表，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但實際卻因不滿王安石而不擇優劣盡罷新法、將神宗朝時軍兵用生命奪取的土地，無償送還給西夏，企圖全面抹滅王安石改革的功績。造成日後新舊黨爭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着重於國政運轉。

司馬光少時已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沉著冷靜，機智勇敢，少時砸缸救人已傳為千古佳話。

而且頗好學勤力，曾立志編撰《通志》，作為統治者的借鑒；宋神宗以其書「有鑒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並親為寫序。

可是他愛國，但為人頗為守舊，他竭力反對當時宋朝推行新政，與王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