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爲什麽要接受藏傳佛教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國以前，蒙古地區佔支配地位的宗教是薩滿教。薩滿教是蒙古族的古老原始宗教，崇拜多種自然神靈和祖先神靈。成吉思汗信奉薩滿教，崇拜"長生天"。直到元朝，薩滿教在蒙古社會佔統治地位，在蒙古皇族、王公貴族和民間中仍有重要影響。皇室祭祖、祭太廟、皇帝駕幸上都時，都由薩滿教主持祭祀。成吉思汗和他的繼承者對各種宗教採取了兼容並蓄的政策。流行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薩滿教等。蒙哥汗時期，蒙哥汗和皇族除信奉薩滿教外，也奉養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道教弟子和佛教僧侶，並親自參加各種宗教儀式。

成吉思汗及其後繼者的蒙古汗政權在滅西夏之後，就決定以尊從藏傳佛教來安撫和統一藏區各派勢力；但當時蒙古族傳統信仰薩滿教，而且為了征服南宋，不得不籠絡漢族中根深蒂固的儒學和道教。即使對藏漢佛教也是兼容並蓄，並未明確地特別倚重哪一方。忽必烈一統中原，領土的擴大，納入了許多發展不平衡的兄弟民族，為了有效的統治這些地區，促進社會安定，實現中華民族多元一統的局面，需要在眾多的宗教中選擇一種最能代表統治者利益、有利於全國統一的宗教。於是，忽必烈在建立元朝之後，自然選擇了藏傳佛教。因為“藏傳佛教本身俱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彩，其侈設儀式、講究修法、演習咒術等，又與蒙古游牧民族固有的薩蠻教俗非常接近，容易融合，適應了蒙古統治者既要君臨天下又缺少精神依托、既要縱慾又要長生的矛盾心理。而中原道教專注清心寡欲、漢地佛教禪宗的頓悟行善、儒家的仁義道德或是基督教的平等博愛等，都不及藏傳佛教易於被蒙古統治者接受。加上藏族被列為色目人，與蒙古族同屬上等人。匆匆戎馬生涯使蒙古人來不及創立一個比藏傳佛教更有體系、更有組織、更有影響並有利於蒙古人的新教，借用藏傳佛教作為精神支柱和文飾精靈崇拜是一條最好的途徑”。

元代宮廷之所以尊崇藏傳佛教(喇嘛教)，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民族的原因。就文化發展水平來說，蒙古族文明與中原地區先進的農耕文明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在藏傳佛教和中原地區的禪宗兩者之間，顯然其更有可能接受藏傳佛教。 其次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在元代前期和中期，元朝政府利用藏傳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中的薩斯迦派，對宣政院轄地進行統治。藏傳佛教實際上是元朝政府在吐蕃地區的政治工具。元朝時代，吐蕃僧人利用每次為宮廷做法事的機會，以“房中術”、“大喜樂”等旁門秘術取悅於蒙古貴族，這些都是中原地區的禪宗做不到或不屑於做的，而藏傳佛教卻以此迎合了蒙古貴族驕奢淫逸的需要。但藏傳佛教的影響僅限於蒙古上層統治階級，蒙古人大多信奉的仍然是薩滿教。

嚴格講起來，蒙古與後來的明朝都不曾征服過西藏，西藏一直處於相對性獨立的狀態，只是奉北京朝庭為宗主國，更況且，在清代之前，西藏一直呈現的是分裂的狀態，在蒙元時期，西藏的宗教領袖與蒙古君主是布施關係，雖然對岸，也就是中共學者認為，八思巴及其繼承者等西藏領秀受到元中央通過西藏帝師與元帝間的檀越和冊封關係，西藏成為當時整個蒙古帝國一部份(故也因此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是，雖然如此，但是原本呈現分裂狀態的各地土王，還是在自我統治的狀態，蒙古充其量只是統治西藏局部。


藏傳佛教，其是佛教中的密宗與藏地的原始宗教，也就是苯教信仰混合而成，簡單來講，他就是一個由佛教與薩滿類型的宗教所結合而成的新宗教，這對原本信奉"長生天"這種奉天為神的薩滿教的蒙古人來講有很大的接受性，更況且，跟早期佛教傳入中國，南北朝時期，北朝的遊牧民族君王接受佛教一樣，佛教不僅成為下屬民眾的信仰中心，並且這群佛僧更可以提供對於政治上、一些心理層面、法制上的建議，相較於被統治的漢人，以談判歸於蒙古帝國的西藏人比較可靠，在更後來，也就是元帝國瓦解後，蒙古部落常常尋求西藏僧人的支源，如西藏的五世達賴賜噶爾丹可汗號，而西藏僧人也需要蒙古王公的武力支持，也因此，這些舉動促成了西藏獨特的政教合一政權。



蒙古人真正的完全接受藏傳佛教是在十七世紀，也就是清初；在明代晚期，越來越多的蒙古部族，轉向與西藏僧侶交流與合作，也因此，漸漸的使得蒙古人接受藏傳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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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一直都在達賴的轉世制度下每世圓寂後,再去尋找其下一世的轉世靈童繼承其政教合一的領袖地位,故而西藏並沒有被蒙或清給統治過.達賴累世以來,均是以皇帝兼教主的身份地位,在其西藏特有的文化制度下,君臨天下!
而達賴是喇嘛亦是皇帝,其君臨西藏的統治其間,其身旁有武裝僧人做保鏣,西藏在達賴十三世(前世)時亦有引進西洋火炮讓出家人組成軍隊訓練,對抗當時侵入西藏的英國跟國民黨軍隊,亦與50年代屠藏的共產黨軍隊交手過.達賴在累世的轉世中,亦曾派出家人組成軍隊攻打過尼泊爾周邊的小王國.其身旁有文官(懂西藏文字的西藏史記官),有武官(專修忿怒尊等打仗的僧人),有皇宮(布達拉宮)等等的國家級組織,達賴累世亦曾納明妃(皇后,妃子等)進入布達拉宮中服侍皇帝.故而達賴不只是西藏的精神領袖,其在流亡海外前,更是西藏的皇帝,教主等等.
只不過全世界只有西藏有政教合一的君主文化,對外界的君主而言,不能證悟空性,解脫生死,自由決定下一世的轉世點再來承襲自己前世皇帝地位的凡人而言,都怕自己死後孤單沒有人拜,因此都是世襲給自己的兒子,再由子孫來祭拜在墳墓的自己,
因此外人很難以想像和明白西藏特有的轉世制度全貎,總是以為西藏的君主世襲制度代代中斷,無有子孫繼承,總是需經過三五年內鬥產生下一任君主,所以西藏都被清朝,元朝給統治過,並成為了元清或中國的一部份!
實則上是大錯特錯了!!因為,世代以來的達賴在自己既將圓寂前均有神通能預見自己的生死時間點,通常在圓寂前,先指派自己下一任尋找靈童之人,以及自己身後事的攝政王(如班禪等)做為自己轉世靈童迎回前的空窗期期間,有關國家大事的暫代者.
而這攝政王的地位又與清太祖努爾哈赤駕崩前所指定的多爾袞等攝政王地位意義不同,因為西藏攝政王通常是在宗教地位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方能擔任,也因如此,方能讓所有布達拉宮內所有的大法王大喇嘛等能臣服,才不會政治空窗期中發生政變.
致於北京中國人所寫的西藏歷史,均是以西藏為中國的一部份,已被北京政權統一的思想赤化來教育自己的後代子孫,然滿漢人以中原為主的故步自封等獨大思想,對照西藏數千年來遊牧民族自給自足文化,根本不認為是那麼的一回事.然而西藏的布達拉宮在達賴統治期間,其身邊的史官都由大喇嘛,大活佛所執筆,故出家人不打誑語,尤其是已經證悟一定境量的出家人所擔任的史官,其所記載的藏史當然比中國北京的滿漢人所執筆用來奉承明清皇帝的滿漢史官來得更誠實,更無誤!
又推歷史到了民國初年,孫中山創立了中華民國,發明了[中華民族]這個名詞,而這個名詞又自以為是的把滿清史學官的[大清版圖]思想給予以納入,故孫中山的國土觀又定義漢滿蒙回[藏]為中華民族的五大部族之中,更自以為是的沒有經過藏民族的同意或者達賴這個統治者的親筆親口認同,就把西藏青海跟西康給算入了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之中.
而在當時歷史背景的世界殖民文化下,英國殖民著印度,又曾派軍隊由印越過喜馬拉雅山,並與當時的喇嘛交戰(喇嘛穿僧服拿粗劣火槍躲寺院中對英軍射擊),後來英使者與達賴達成了和平協議,其協議內容還留在西藏布達拉宮的史官載史室中.而當時的中國,清末民初軍閥割據的內戰頻仍中,根本無瑕保全自己的南京政府,又何來軍隊派往西藏對抗在中國有殖民香港九龍江的英國軍隊(想一想英法聯軍和中英鴨片戰爭是中國人近代歷史的恐懼和痛).故中國這個東西只是一個要西藏這塊地理時,派軍隊震壓西藏要求其臣服(50年代許多地方部族的土司長老曾被判入麗江監獄勞改),而在西藏面臨外人侵略時,根本沒有能力保護西藏的懦夫而已(台灣和澎湖當年也是如此被大清給出賣日本殖民了五十年).
雖然據西藏布達拉宮史學官的記載,在達賴統治西藏期間,曾譴使進貢清廷,而清廷也曾對達賴的使者賞賜綾羅綢緞帶回西藏,但進貢與賞賜在史學上並不等同於納稅跟地方補助款!頂多只能說成是外交費用與外交收入而已,故而近年來有許多韓國史學家開始推翻滿清曾經統治朝鮮半島的說法,代以外交斡旋的往來不能算是臣服和被統治的依據.因不同於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度量衡一般,當時的西藏跟朝鮮擁有自己獨立的語言及法令文化制度,不同於漢人要使用滿清人所制定翻譯成漢文的大清律例一般,不能算是被統治!
而如果有任何的學者要更清楚西藏人千百年來的歷史,該是學好藏文,然後去布達拉宮斡旋才能看古史書手卷,才能更清楚看清西藏本身的歷史,而不是用北京所寫的歷史(中原故步自封自大獨妄的想法)來陳述西藏的歷史,因為千百年來的歷史遺跡文化(都是千百年的古手卷遺跡)就是證據,最好的證明,西藏自始以來千百年來都在自己人用自己西藏的語言跟文化來治理自已本身,自始自終都沒有臣服或被什麼蒙古人,滿清人,或中國人給統治過.但中國近年來對西藏的赤化越來越嚴重,要想看到真正的西藏歷史文化,就要在被赤化文化假歷史官寫的文化出來前,快去看吧!!

統治者對宗教的要求不是精神上的昇華，而是對俗世的依戀，金錢、權力、名位、美色都已經取得後，還有吸引力的下長壽與性力。
成吉思汗曾禮聘丘處機希得到長壽之法，但全真教不搞房中術。忽必烈以八思巴為國師的原因應是密教的御女術厲害，能鍊至金鎗不倒。

蒙古真正接受藏傳佛教應該是在清朝時期，在此之前蒙古雖然已接觸藏傳佛教，但是僅限上層貴族，並未遍及整個蒙古。到了清朝，清政府為了能有效控制蒙古，因此藉由幫助活佛入蒙傳教，讓蒙古成為藏傳佛教的信徒後，再比照控制達賴與班禪的方式控制西藏模式，藉由蒙古活佛對蒙古的影響力來控制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