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期中國人對古代兩河流域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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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十九世紀末）：
中國人對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源於鴉片戰爭後。隨著鴉片戰爭，不知傳教士到中國傳教，介紹歐洲文化，亦令中國人對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有了初步認知。1842年，林則徐編寫了“四洲志”，此書的第五節談到巴社國（即波斯國）歷史時稱：“”史記“所載，亦古名邦，如阿西利阿，巴比倫尼阿。先日之國都，即巴邊界之地也。”這裡提到的“阿西利阿”（Assayria）今譯亞述，“巴比倫尼阿”（巴比倫）今譯巴比倫尼亞。在第七節談到的都魯機國（即土耳其）時，又講“先日濱底格厘士河岸者，有阿西利阿國，濱歐付底斯河，有巴比羅尼阿國“。其中” 阿西利阿國“即亞述，”巴比羅尼阿國“即巴比倫尼亞。”底格厘士河“今譯底格里斯河，“歐付底斯河”今譯幼發拉底河。此為中國人第一本提及古巴比倫的著作。

二十世紀上半期（1900-1950）
踏入二十世紀，中國對人對古代兩河流域有了更深了解和探知。主要原來是因為西方學者帶來更多古巴比倫的知識，當中，尤以「中國文化巴比倫起源說」最能吸引中國人的興趣。中國文化巴比倫起源說是指將古巴比倫文明與古代中國文明相附會，提出中國文明源於古巴比倫的觀點。他為此列舉兩種文化近百種類同之處。其中主要是天文曆法，科技發明，語言文字等幾個方面。
當時，這個中國文化巴比倫起源說經日本學者白河次郎的支那文明史”轉述，在中國廣為流傳。梁啟超，章太炎，陶成章，蔣觀雲等人對此頗感興趣。

另一方面，發現於 1901年的古代巴比倫著名“漢穆拉比法典”引起國人的興趣。 1903年６月，留學日本的中國學人蔣觀雲在“新民叢報”發表“最古的法典”一文，對該法典發現的經過及其內容進行了評述，並認為它是世界上最古的法典。這是中國人首次研究古代兩河流域的歷史。

除了蔣觀雲發表文章之外，翻譯家周桂笙在1908年8月編輯出版的“新庵譯屑”中，論述了“漢穆拉比法典“關於婦女地位的5條規定（即108條，138 條，141條，159條，177條）。1912年陳裕箐寫的”上古巴比倫法典“一文也介紹了”漢穆拉比法典“的發現和譯介經過及其主要內容。此文初載”法政雜誌“1912年2卷2號，後轉載於 1926年出版的”史學雜誌“2卷第1期。吳研人在為”新庵譯屑“寫的序言中，將”漢穆拉比法典“與中國古代五刑作了比較，認為在五刑中沒有將罪犯投諸水中等奇刑，可見中國較為開化。

在20世紀 20年代，胡適與陳衡哲曾致力於了解古代兩河流域的歷史。胡適寫有讀書札記：“二河流域的文化（公元前4200年 - 公元前2100年）”。在前言部分簡述兩河流域歷史沿革，接著分述文字，科學知識（算術，幾何學，天文學，醫藥），法律（重點評述漢穆拉比法典的碑銘及其16項內容），文學（創世紀的故事“吉爾伽美什”）等內容。同時胡適還寫有名為“文化史大綱”的提綱，其中包括兩河流域的文化。據此推斷他曾打算撰寫一部西洋文化史。
曾在美國攻讀歷史的陳衡哲回國後，任東南大學教授，她寫的高中教科書“西洋史”上冊於 192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中有專章對西亞歷史和文化做了系統的說明。
在這時期，國人也寫作了一批評介亞述學知識的作品。 1902年12月31日出版的“新民叢報”第19號上發表有“古巴比倫之醫學”和“古巴比倫之婚姻” 。“東方雜誌”1927年第24卷第22號發表有“巴比倫古城的發現”。“東方雜誌”1928年第24卷第12號發表有“吾珥城月神廟之遺跡”。“地學雜誌“1931年第18卷第163發表有”黃帝之囿於巴比倫之懸園“（懸園即空中花園）。”國立中山大學史學研究所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發表有”巴比倫與中國古代天文曆法“。”東方雜誌“1940年第37卷第9號發表有”歐人近東古文字研究歷程“等。除這些文章外還有鄭振鐸在1928年寫於倫敦的”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第五，六，七章是關於古代兩河流域考古發掘史的內容。在相關部分，鄭振鐸界定了”亞述學“的內容，即根據楔形文字泥版文獻重建巴比倫及亞述的歷史，神話，宗教，法律等的研究。

在20世紀上半期，國人也注意引進外國學者的有關著作。 1902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趙必振譯的日本學者北村三郎著的“亞西里亞巴比倫史”，此書較全面簡介了兩河流域的歷史於文化。191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山西大學堂譯，第釩氮米埃爾斯著的“萬國通史”。此書在有關章節中既敘述了古代兩河流域的歷史沿革，又介紹了古代兩河流域的文化（楔形文字，建築，藝術，圖書館）。 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漢譯世界名著”之一的答莫雷和三戴維合著的“近東古代史”，其中第三章即為“公元前二千年之閃族世界”。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楊煉譯日本學者中原輿茂九郎，杉勇著的“西南亞西亞文化史“。此書論述了古代兩河流域各個時期的文化，探討了其文化的源泉。

2010-05-25 13:27:59 補充：
同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由沈大所譯，愛德華茲著的”罕穆剌比法典“ （即“漢穆拉比法典”），列為漢譯世界名著。此書第一章為法典的發現;第二章為罕穆剌比的統治;第三章為法典碑文;第四章為法典的註釋;第五章為與摩西法典的比較。附錄為較早的岫末法典（今譯“蘇美爾法典”）。這一時期還出版了蘇聯學者的有關著作。1948年4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了斯特魯威院士著，焦敏之譯的“古代東方社會”一書，其中論述了古代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的奴隸制度和小亞東部赫梯人奴隸社會的形成。

2010-05-25 13:28:10 補充：
1948年7月，開明書店出版了密蘇里那（今譯米舒林）著王易今譯的“古代世界史”，共三編，第一編為古代東方。到1948年10月，棠棣出版社又出版了此書的焦敏之譯的另一種版本，書名為“古代世界史綱”。蘇聯學者有關研究成果的引進，使中國讀者對古代兩河流域的歷史有了比較系統全面明確的知識，尤其在掌握社會發展規律方面大有幫助。

2010-05-25 13:28:32 補充：
值得稱道的是，在20世紀 40年代，中國學者蔡儀即寫出關於研究古巴比倫歷史的論文。他在1947年3月和6月，分別發表有“從 <漢謨拉比法典>看巴比倫奴隸“和”蘇末人原始國家的的建立 “兩篇論文。前一篇論文較詳細地論述了法典的內容及其價值，漢穆拉比時代的社會矛盾，漢穆拉比以前奴隸制的發展，巴比倫奴隸的社會地位，巴比倫奴隸的結婚與子女等。在餘論中，蔡儀指出古巴比倫的奴隸制度已相當發展，但尚不是完全成熟的階段。在這篇論文中，蔡儀就“漢穆拉比法典”是否執行過，與“劍橋古代史”作者湯浦生進行了商榷。

2010-05-25 13:28:47 補充：
他不同意湯浦生提出的法典未付諸執行的意見。當然，他不懂楔形文字，其論述不會被國際學界重視。看來，蔡儀的有關研究已試圖與國際學術界的“接軌”。蘇末人國家的建立問題，當時也是國際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蔡儀在論文中，根據泥版文獻提供的原始資料，提出了蘇末人建立的是原始性的帶有大量氏族制殘餘的國家說。根據蔡儀的研究成果，我們似乎應該承認他是中國兩河流域文明史早期的拓荒者。

2010-05-25 13:28:54 補充：
結語：
在二十世紀上半期，國人對兩河流域的歷史有了深入認知，並開始參與研究。只是，由於兩河流域的文化歷史在中國並不屬主流，再加上當時政局不穩，中國人在這方面的研究只屬於初步階段。國內學術界對古代兩河流域智慧文學尚缺乏系統研究，即使在一些著述中有所提及，也多為介紹性文字。
直到1940年以後，才開始有進一步詳細的探究並引起世界關注。

有關二十世紀後期中國人對古代兩河流域的研究，請參看：
http://www.cawhi.com/show.aspx?id=6748&cid=30

20世紀上半期中國人對古代兩河流域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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