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瑟、蔣介石、昭和天皇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何在?

戰後初期，國民黨在對日索賠問題上，確定如下幾項重要方針：日本的重工業應保留在1914年的生產水平；輕工業，尤其是紡織工業必須列入賠償範圍，由中國予以拆遷。美國在戰後初期制定的對日政策的最高目標是既不讓日本將來再構成對美國的威脅，也不讓日本對將來的世界和平構成威脅。

基於這樣的理念，美國所製定的關於日本賠償的政策體現了《波茨坦公告》的原則。美國政府制訂了一個臨時賠償方案，擬把日本用於戰爭的一部分工業設備先行拆遷充作賠償，待將來最終方案確定後再進行總的結算。

這一時期美國在日本賠償問題上的政策，並沒有脫離自戰爭開始以來盟國間所達成的重要國際協定，基本上還是表現出了對各戰爭受害國和參戰國權益的尊重。正是由於以上的因素，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的對日索賠才得到一定的實現。

但隨著美蘇冷戰與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失敗，美國已經無法再指望國民黨作為它在亞洲對抗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的戰略基地，因此，日本對美國的戰略價值，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凸現出來的。美國力主盡快與日本締結和約，解除對日本的軍事管制，恢復其主權。

由於扶持日本成了美國現時的戰略要求，而要日本對已經過去了的戰爭支付賠償，必然會削弱日本的經濟能力。賠償問題就是在美國的主導下一步步朝著背離其他盟國意願的方向發展的。究其原因便是在追究過去的戰爭責任與滿足現實的戰略需要之間，美國的選擇無疑會是後者。因此，美國對日基本政策的調整，不可避免地直接影響到了日本的賠償問題。

美國以自身的戰略利益作為最高原則來處理像戰爭賠償這樣的歷史遺留問題，不僅不符合追究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責任的道義要求，同時也是對二戰中橫遭日本侵略的各受害國和為擊敗日本而作出貢獻的同盟國家利益的嚴重背叛。

美國操縱通過的《舊金山和約》，使各受害國失去了通過普遍和約的形式徹底解決戰爭賠償問題的機會。它沒有使日本通過支付戰爭賠償來承擔起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也使各受害國失去了通過普遍和約的形式徹底解決戰爭賠償問題的機會，給日本在以後與各國的戰爭賠償談判留下了討價還價的餘地。

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初，作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曾有過對日索賠的打算。但由於國民黨的失敗撤到了臺灣。國民黨對日索賠態度的轉變，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還在于蔣介石為了得到國際承認，於是急於與日本簽署賠償協定，並且在談判中廣作讓步。

東京審判確認了日本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的性質，從國際法的高度上判定了日本侵華的種種罪行，這就使戰爭犯罪所不能包括的一切反人道罪行，都不能逃脫正義的裁判。但對於細菌戰隱瞞和對於細菌戰戰犯的放縱則使這次審判的公正性受到巨大的衝擊。將人做為實驗的豚鼠之種種罪惡竟然一併放過，為的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為的是美國掌握這一秘密的、慘絕人寰的武器，並將它用於朝鮮和越南戰爭。 面對中國和亞洲的數百萬的死難者，就是上帝也沒有這樣的權利，這是世間的最大不公正。

當時的國際社會認為裕仁負有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必須嚴懲。盟軍佔領日本後， 麥克阿瑟將軍與日本天皇裕仁進行了一次秘密會面。雙方對會談始終諱莫如深，三十年後的裕仁說：“當時與麥克阿瑟將軍有君子協定，永不透露。”

東京審判訊問東條英機 ：是誰就開戰問題向天皇進言？除了你還有誰？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訴天皇。在天皇制的國家裡， 東條英機有力量發動戰爭嗎？日本的天皇難道就沒有戰爭責任嗎？儘管後來美國的學者們用大量的事實證明了天皇發布了在中國實施細菌戰的命令，但他還是逃脫了正義的懲罰。美國和日本達成了某些交易，日本“上了美國的船”。

2000年4月，《舊金山和約》生效近五十年之後，美國政府解密了1951年舊金山與日媾和會議上的一些外交文件。一個驚人的秘密透露出來：日本和荷蘭的私下協議，表面上放棄了賠償的荷蘭，實際上秘密得到了日本政府一千萬美金的“表示同情和歉意”款。

當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為了說服參會的同盟國接受美國政府的政策，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已費盡口舌，他擔心隨後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也會說“不”，於是就私下調停日本和荷蘭。於是日本向荷蘭支付了一千萬美金的賠款。

這個結果昭示《舊金山和約》的另外四十七個簽署國，都可以像荷蘭一樣擁有國民個人向日本索要戰爭賠償的權利。因為條約中的第26條規定，如果日本與任何一國達成優惠於本條約中規定的戰爭賠償解決，日本必須以同等優惠條件與本條約締約國達成戰爭賠償解決。

9月8日，美國和世界各地和平組織、 人權團體，在美國參加《舊金山和約》五十週年慶祝會外進行抗議。東京審判是美國主宰下的“公正”，對中國人來說是別無選擇的選擇。中日之間的“結”，日本與亞洲的“結”自此結下了。日本的一部分人士開始認識到日本的問題：日本的經濟可以發展，日本人可以帶著他們精良的產品走向世界，但在亞洲，他們會越來越多地遇到阻力。 沒有道歉和賠償，在亞洲人民的心中，戰爭就永遠都不會成為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