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鎮興起的經濟、政治背景

中國古代經濟的發展，由戰國秦漢的“都市”，經東晉隋唐的“草市”，發展到宋明的“鎮市”，正代表著我國傳統社會商品經濟幾個發展的界標。從“都市”發展到“鎮市”的過程，既典型地反映了商品經濟先是集中於城市，而後向鄉村伸展的橫向進步；同時標誌著中國傳統社會的商品經濟逐步克服前期的病態，把自己的基礎建築在農副業經濟的發展之上，也包含著縱向的進步。

江南市鎮與水有不解之緣。它往往位於河網平原的某一區域中心或樞紐點上，鎮環四流，河流橫貫鎮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市河內農船穿梭往來，直通鎮區。而江南人都知道，船是最基本的運輸工具，河流是交通大動脈，這兩大因素成了構築江南鎮市基本格局的決定性的要素，是很可以理解的。

在明代，蘇松杭嘉湖地區的兩大經濟作物 —— 蠶桑和草棉的種植，分別對該地區農村經濟面貌發生深刻的影響。但是為什麼一向以稻米為主的江南農村會出現專業化的經濟作物種植並且迅速推廣呢？這與明清兩代的農民稅負沉重和趨利傾向有很大的原因。明清對農民的賦稅相當沉重，造成了種植糧食的收益不足以支付賦稅。同時由於種植技術的改善，原本“夷種”的作物江南農民也能熟練種植，過剩的人口又為家庭手工業提供了勞動力，種植經濟作物並發展家庭手工業的收入遠遠高於種植糧食，因此專業化種植經濟作物的迅速推廣也就理所當然了。農民稅負沉重的另一個作用是將農民推向了“農商”。

由於人口和重賦的壓力，以及勞動技術、生產經驗優勢的推動，商品性經濟作物的種植在該地區發展迅猛。草棉的種植到明代迅速推廣，特別在許多不宜種植糧食作物的地區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桑絲的質量與產量大幅度提高。蠶桑生產具有的技術優勢，促使絲織業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絲”與“棉”闖入鄉村的經濟生活，從兩方面推動了明清江南市鎮的發展：一是四鄉農民因副業比重增大，消費購買能力也相應隨之提高。正是明中葉以後，震澤、盛澤鎮的四鄉（四十五里間）家庭絲織手工業蓬勃興起，給兩鎮經濟輸入了新的血液，使之大為振興，成為名鎮、雄鎮。這種以鎮為中心、包括近鎮四鄉組成家庭手工業生產網的情況在蘇鬆的棉紡織業中也是普遍現象。 市鎮猶如遍立於江南河網上的橋樑，把全國對絲織品、棉織品的需求與市鎮及四鄉的家庭手工業生產連接起來，同時也使鎮市的商業獲得新的膨脹。絲市和棉布市場改變了宋元以來市鎮狹小的商業規模，大額交易、成批交易闖進了市鎮。

絲與棉闖入農村經濟生活，就單一地區，往往主要表現為改變了農村家庭的收益結構，經濟作物和副業生產的比重日增，有的甚至發生倒置，蠶、絲或棉布的收益成為主業。但是，就整個江南地區，卻造成了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從而大大加快了區域市場的形成。 再者海外貿易的出現使當時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向國際化，市鎮的大量存在提高了小農經濟家庭手工業對外貿易的交易效率，而這個交易效率的改進進一步刺激了海外貿易的發展，《中國地方志經濟資料彙編》提到：自海禁大開，夷商咸集上海，湖絲出口以南潯七里絲為尤著。

就江南六府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繫，從鎮市上反映出來，更典型的有：
（一）桑市：湖州地區由於繅絲與絲織具有技術優勢和特色產品，推動了蠶業的大發展，產生桑葉不足的矛盾，就從桐鄉、洞庭販葉過來，形成桑市。
（二）繭市：這也是由育蠶與繅絲、織綢的區域專業分工所造成的。繅絲業的發達，導致繭的來源不足，因此南潯鎮、雙林鎮鄉農“多有往嘉興地區買繭繅絲的，亦有載繭來鬻者”，形成繭市。
（三）棉花市：明清江南地區蠶桑與植棉的區域分工是相當明顯的。木棉興起，該地區鄉農就不再“力於桑事，故種桑者少”，地區分工截然分明。但是絲綢為高級衣料，不是一般鄉民和百姓所能穿得起，而棉布則比較大眾化。因此湖嘉地區雖植棉甚少，卻需要買花織布以自給和供應市民，這就形成了蘇鬆棉花出現在嘉湖鎮市的現象，俗稱“花市”。
（四）米市：江南市鎮的米市歷史最久，相當長時間是為著供應包括鎮民在內消費人口的商品糧，產銷範圍限於鎮四鄉之間，即所謂“今夫十家之邑，必有米鹽之市”。但從經濟作物種植和絲棉織家庭手工業大興之後，米成為商品之大宗，特別引人注目。棉區和蠶區的缺糧，導致了米的產銷越出了鎮的範圍，甚至越出了區域市場的範圍。這種米市也在本區範圍內進行。

僅以此四項為例，足以說明明中葉江南市鎮的勃興決非偶然，市鎮確實是形成區域市場必不可少的環節。江南農業經濟的顯著發展與經濟結構變革的重要訊息，顯示著農業與手工業間以及它們各自領域內專業分工的的擴大，鄉村人口向鎮市的轉移，區域經濟與市場網絡的形成等等引人注目的變革跡象。

儘管這些還不能與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即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相聯繫，但無疑是傳統社會自身正在向縱深發生變化的信號。如果沒有外國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是不是也會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但它畢竟沒有發生，因此很可能也是一道永遠解不了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