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小說興盛的社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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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說在漢代已具雛型。魏晉南北朝時期，便出現了別具中國特色的小說，而且創作頗多，可以說是早期小說的繁榮期。

這時期的小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搜神記》為代表的「志怪小說」，另一類是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又稱「軼事小說」）。

志怪小說記述神仙方術、鬼魅妖怪、殊方異物、佛法靈異，雖然許多作品中表現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民間故事和傳說。志人小說記述人物的逸聞軼事、言談舉止，從中可以窺見當時社會生活的一些面貌。

志怪小說的興盛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很大關係，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其興盛的土壤。古人迷信天帝，大事都要向天帝請示，所以常有祈禱、占卜、占夢等活動，巫覡就是從事這類活動的人。社會上流傳的許多巫術靈驗的故事，就成為志怪小說的素材。方士是戰國後期從巫覡中分化出來的，他們鼓吹神仙之說，求不死之藥。秦漢以來方術盛行，關於神仙的故事也層出不窮，這也成為志怪小說的素材。此外，東漢晚期建立的道教，東漢傳入中國的佛教，在魏晉以後廣泛傳播，產生了許多神仙方術、佛法靈異的故事，也成為志怪小說的素材。至於這些素材被蒐集記錄下來，則帶有自神其教的目的。志怪小說的作者有的就是宗教徒，如《神異記》的作者王浮是道士，《冥祥記》的作者王琰是佛教徒。志怪小說適應了宗教宣傳的需要，也提供了閒談的資料，因而得以流傳。

魏晉南北朝時代小說以獨立的文學體裁出現，而且發展蓬勃。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神話、傳說、寓言，是志怪小說的先驅。所以明人胡應麟說﹕「魏晉好長生，故多靈異之說﹔齊梁弘釋典（佛教經典），故多因果之談。」同時，處在困苦生活中的人民，也想像出神鬼的故事，寄託他們除暴安良的願夢，表達他們對理想生活的嚮住。所以，各種不同傾向的志怪小說便紛紛出現。　

★志怪小說按內容可分為三類：
一、地理博物：
如託名東方朔的《神異傳》、張華的《博物誌》。
二、鬼神怪異：
如曹丕的《列異傳》、干寶的《搜神記》、託名陶潛的《搜神後記》、王嘉的《拾遺記》、吳均的《續齊諧記》。
三、佛法靈異：
如王琰的《冥祥記》、顏之推的《冤魂志》。志怪小說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曲折地反映了社會現實、表達了人民的愛憎以及對美好生活嚮往的作品。如《搜神記》中的《三王墓》敘述楚國巧匠干將莫邪為楚王鑄劍，反被楚王殺害，其子長大後為父報仇的故事。

志人小說的興盛與士族文人之間品評人物和崇尚清淡的風氣有很大關係。在這動亂的時伏中，不但是一般人民，連士大夫也覺得生命毫無保障﹕自漢末至魏晉，有名的文人，孔融、彌衡、嵇康、潘岳、陸機、陸雲，都因不同的政治原因而被統治者所殺。

加上此時儒學式微，所以許多文士便以老子、莊子的避世哲一學來作為精神安慰。他們不談政治，專論玄學，便形成「清談玄學」的風氣。由於文士崇尚「清談」，他們精妙的旨論、奇特的行為，被人記錄了一來，作為欣賞和模仿的對象。於是便逐漸形成為別具風格的軼事小說。

這類誌人小說既是品評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結果，又反過來促進了這種風氣的發展。從志人小說在當時受到社會重視的情況，也可以看出它們的編纂是適應了社會的需要。裴啟的《語林》一寫成，遠近許多人爭著傳抄，梁武帝曾敕命殷芸撰《小說》，都是很好的例證。

★志人小說今傳較少，按其內容也可分為三類：
一、笑話：
（魏）邯鄲淳《笑林》，對世態有所諷刺。如寫楚人有擔山雞者，欺人曰鳳凰，以訛傳訛，連皇帝也輕信了。漢世老人家富無子而性吝嗇，餓死後田產充官。《笑林》開後世俳諧文字之端。
二、野史：
（東晉）葛洪偽託劉歆所作《西京雜記》，記述西漢的人物軼事，也涉及宮室制度、風俗習慣、衣飾器物，並帶有怪異色彩。其中有的故事後來很流行，如王昭君、毛延壽故事，司馬相如、卓文君故事。
三、逸聞軼事：
這是志人小說的主要部分，有（東晉）裴啟《語林》、（東晉）郭澄子《郭子》、（梁）沈約《俗說》、（梁）殷芸《小說》等。（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是成就和影響最大的一部。

魏晉南北朝小說篇幅短小、敘事簡單，只是粗陳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是按照傳聞加以直錄，沒有藝術的想像和細節的描寫。雖有人物性格的刻劃，但還不能展開。所以還只是初具小說的規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說作品。總括來說，魏晉南北朝小說，-方面繼承古代的神話傳說、禹言故事、史傅作品等文學遺產，另一方面又受到社會政治、宗教信仰、倩談風氣等現實因素影響，於是便得以蓬勃發展了。唐以後的文言小說中始終有志怪一類，《聊齋誌異》是這類小說的頂峰。模仿《世說新語》的小說達幾十種之多，這也說明了魏晉南北朝小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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