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詢有關周恩來的談判外交藝術手段。

1964年1月27日，中國和法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這是中國和西方大國關系的重大突破，沉重打擊了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成為新中國外交史和當代國際關系史上的一件具有深遠意義的大事。中法建交是毛澤東主席和法國總統戴高樂做出的重大決策，周恩來是中法建交談判的親自參與者和直接領導人，中法建交的成功實現是他的一次外交傑作。

中法建交唯一的難題是台灣問題，6次會談的中心基本都是圍繞著解決這個難題展開的。為了化解這一矛盾，爭取達成協議，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不會有任何的改變。台灣問題解決以前，兩國不能建立外交關系和互換大使也是肯定的。但是，周恩來在闡述原則立場時總是耐心細致地和對方討論一切細節，把問題引向深入，探討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把堅持原則和解決具體問題結合起來，通過討論具體細節，達到堅持原則的目的。同時，自己既不空講原則，也不滿足對方的一般承諾，而是結合對方已經暴露出的思想和未暴露出來的傾向來談原則，把問題講清楚，以免今後出現麻煩。這樣，就使原則具體化了，更有針對性，更有說服力。

堅持原則是為了使問題得到圓滿的解決。因此，周恩來在會談中總是做到：
一、態度誠懇、坦率﹔
二、平等協商，不卑不亢﹔
三、不強人所難，照顧對方困難﹔
四、耐心解釋，以理服人，循循善誘，層層深入。先肯定共同點，后解決不同點，力爭“求同化異”，“化異”不成，再“求同存異”。
在第四次會談基本上達成協議后，周恩來說：“實際上是雙方把不同意見都排除了，達成一致”，“雙方所要解決的問題都談了，雙方立場彼此都清楚了，沒有保留了”。這說明，他在會談中一直都在做“化異”的工作，而且成功了。

周恩來根據當時國際環境特點，考慮到中法建交的重要意義，也考慮到當時法國與台灣關系較冷淡，較長時期維持在臨時代辦級水平的實際情況，同時也為了照顧戴高樂的一些實際困難，在法方一再表示不支持制造“兩個中國”的承諾下，對建交的方案採取了有別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靈活措施，即在雙方就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等三項原則達成內部默契的情況下，同意法國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從而導致法國同台灣當局斷交的方案。

三項默契最後達成的具體措辭是：
一、法蘭西共和國政府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這就自動地包含著這個資格不再屬於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二、法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三、中法建立外交關系后，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撤回它駐在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情況下，法國也相應地撤回它駐在台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

應該說，沒有堅持法國必須先主動宣布和台灣斷交，而與它先建交的做法，是沒有先例的。這種打破新中國成立以來和外國建交慣例的決定，隻有周恩來這樣具有偉大政治遠見和博大胸襟的政治家才能做出。我方以內部達成三項默契的獨特方式，巧妙地堅持了原則立場，又滿足了對方要求，從而突破了談判僵局，鋪平了建交道路，這是新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創舉。中法雙方雖然就建交的原則問題達成了協議，但是富爾終究不是法國政府的正式代表，在協議上的簽字是非正式的。雙方商定由兩國政府派出正式代表在瑞士就建交的具體問題繼續商談。

瑞士談判是北京談判的繼續。北京談判主要是解決建交的原則問題、實質問題﹔瑞士談判主要是解決建交的程序問題、方式問題。原則問題以內部達成三項默契的方式解決了﹔程序問題，周恩來在阿爾及爾的指示，起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兩者都是周恩來的大手筆、大杰作，最終達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法建交協議。

兩國發布的建交公報是簡單得無法再簡單的兩句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系。兩國政府為此商定三個月內任命大使。”兩國宣布建交后的第二天，中國外交部又奉命單獨發表聲明，闡明我國建交的原則立場。這種建交方式是獨特而新穎的，是新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各國建交中所沒有的。

從上述過程可以看出，在和法國建交的程序問題上，中國是做了很大讓步的。但是所有的讓步再大，又都是在嚴格地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做出的。

更重要的是，周恩來在中法建交問題上的視野超出了中法建交本身，他是從當時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和國際斗爭的需要來全盤考慮的。正是從國際斗爭的戰略高度來考慮中法建交這個具體問題，才在程序問題上做出最大讓步。這種策略上的讓步，正是服從了戰略上的需要，從而最大地也是最好地堅持了我國外交政策的原則。周恩來在外交談判中顯示的這種高超的鬥爭藝術，是他遵從我黨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結果。他不把原則當作教條，而是根據當時國際形勢和國際斗爭態勢，靈活運用策略而又牢牢堅守原則界限，從而為我們樹立了一個高度的原則堅定性和高度的策略靈活性正確結合的典範。

簡介：
　　周恩來（1898～1976）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1949～1976）。原籍浙江紹興，出生于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后赴日本求學。1919年回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并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1920年去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22年和趙世炎（后來是黨的前期重要領導人之一）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后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

　1924年秋回國后，曾任廣東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第一軍副黨代表等職，并先后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長。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趕走了駐守上海的北洋軍閥部隊。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委員（共5人）。國共全面分裂后，他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領導武裝起義（見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當時中共中央在上海處于秘密狀態下工作。他為保証中共中央的安全，為聯系和指導各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內，他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后，歷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紅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貴州省遵義縣城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繼續被選為中央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1936年12月，當時駐在陝西西安的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由于反對蔣介石拒絕抵抗日本侵略而集中全力反共，發動了武力拘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周恩來任中共全權代表與秦邦憲、葉劍英等去西安同蔣介石談判，和張、楊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局面在中國出現。

　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代表中共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并先后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積極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在1945年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制止內戰他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1946年夏全面內戰爆發。此后他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同時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運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一直任政府總理，曾兼任外交部長，并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他擔負著處理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務。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頭几個五年計划，都是他主持制定和組織實施的。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積極穩妥，綜合平衡。他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和科學文化工作給予特殊的關注，指導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績。他參與制定和親自執行重大的外交決策。1954年參加日內瓦會議。這次會議解決了印度支那問題，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他代表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間關系的准則。1955年在亞非29國淮安故居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萬隆會議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他先后訪問過歐、亞、非几十個國家，接待過大量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和友好人士，增進了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同林彪、江青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為使黨和國家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為實現中美、中日關系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貢獻。1972年患膀胱癌后，仍然堅持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在中國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朮現代化的號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選集》。周恩來在20年代與鄧穎超結婚，無子女。　　　　　

或許從
1.學識豐富,能操六國語言
2.風度瀟灑,美男子
3.韌性與體力驚人,曾有兩天不下談判桌紀錄
4.對人關懷細緻週到,
5.原則問題絕不讓步,寸土不讓,
來發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