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南進政策

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後，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被迫簽署了《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台灣同胞聞訊後，展開了大規模抵抗日本殖民者的武裝反抗，沉重打擊了日本殖民者。因此，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民眾一直有所顧忌，擔心台灣民眾在中國戰場上倒戈，不敢徵召台灣民眾參軍。

隨著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的抬頭，日本積極準備向外擴張，軍方大倡「南進國策論」，希望取得東南亞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做為日本帝國的「南方生命線」。台灣的戰略位置，成了南進的最佳跳板，而成為所謂的「南進基地」。

中日戰爭爆發之後，台灣總督府認為須加強台灣人對日本帝國的認同，以配合戰爭動員的需要，於是積極地推動「皇民化」政策。皇民化運動的內容擴及人民日常生活領域，例如，廢止報紙漢文欄，完全推行國語（日語），又例如，台灣人廳堂放置的祖先牌位及神像，須改祀奉日本神祇；百姓必須向日本天皇皇宮方向朝拜，以及參拜神社等，目的在使台灣人在思想及行為上徹底的「皇民化」，可以被動員成為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一股助力。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的地位更形重要，被日本政府提升為「大東亞共榮圈」的重要核心地帶。1942年9月，日本內閣提出「內外地行政一體化」，將台灣總督的權限縮小，受日本帝國內務省內務大臣的監督，廢除台灣的殖民體制，以配合其「皇民化」的政策。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戰線愈拉愈長，戰場擴大，於是兵源漸感不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原本不要台灣人當兵的政策開始改變。1942年6月中途島之役日軍大敗，戰況對日本轉趨不利，日本當局因兵源缺乏，乃於1943年又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

綜合上述陸、海軍募兵制的實施，共有16,500名台灣青年加入日本軍隊作戰。從上述申請志願兵的人數來看，當時台灣人響應日本當局的募兵制度似乎相當踴躍。如果限於20歲到30歲的健康男子，則幾乎每2人就有1人志願當兵。當時人真的那麼熱烈響應日本的募兵嗎？

這個現象，可以從以下幾個因素來理解：
(1) 除了政治上受騙之外，台灣民眾現實生活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首先，幫日軍工作會獲得更多的報酬。

(2) 其次，當兵可以獲得跟日本人大體同等的社會地位。日據時代的台灣民眾並不能享有與日本人同等的社會地位，是二等、甚至三等國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灣人配給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灣人則只能供給少量的下等豬肉。然而，如果能夠當兵，不僅能夠有更多的收入，而且能夠與日本人有同等的地位。因此，許多台灣人就志願從軍。

(3)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日本殖民當局為了消弭台灣人民的反抗意識、鞏固殖民統治，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企圖將台灣人改造成在精神與行為上對日本帝國完全效忠的愚民。1937年，日本下令各報紙廢除中文欄，並強迫關閉民間傳授中國語文的漢文書房，1940年更宣佈禁止慶祝農曆新年，並以紀念日本建國2600年為由強迫台灣人改換日本式姓名。

戰爭後期，台灣也出現「血書志願」的風潮，其中不乏這類受日本教育洗腦的「愛國」狂徒。台灣俗話說「乎(給)人掠去賣還替人算錢」，大概指的就是這類人。台灣人志願入伍從軍，一方面是由於受到戰時景氣影響，百業蕭條，生活艱活，從軍成為一種選擇，而亦有部份原因是受了皇民化教育的影響，認為從軍是「愛國」的行為。

1942年3月，第一批被稱為“高砂族挺身報國隊”的500人被遣至菲律賓，因5月7日參戰成功擊退巴丹半島美軍而聲名大噪，從此改稱“高砂義勇隊”。台灣原住民生活在山地部落，在叢林中特別驍勇善戰。

在這一期間，總督府另外徵調（或部份志願台灣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以軍屬身份（隨軍人員）赴東南亞戰區，擔任日軍戰地的各種任務。隨著戰情趨向危急，台灣進入了戰時體制，物資採配給制度，總督府開始組織國民義勇隊，並於1944年9月起，實施台灣史上首次的徵兵制。

至戰爭結束，被徵召入伍的台籍日本兵共有8萬多人、軍伕12萬6千多人。另外，還有學生被徵召為學徒兵。總計約20萬的台籍日本兵參與太平洋戰爭，約3萬多人死亡。即使沒有成為炮灰的臺籍日軍，在戰後也面臨盟軍軍事法庭的審判。根據相關史料記載，戰後共有173名臺籍日軍被判有罪，其中26名被列為甲級戰犯判處死刑，另外有147名乙級及以下戰犯判處有期徒刑。而對於僥倖生還返鄉的多數臺籍日軍來説，日本政府對他們態度的冷漠更讓他們寒心。

回到台灣後，這些人因帶著戰俘的標記，長時間受到監控，只能在社會底層勉強謀生。臺籍日軍的悲涼遭遇，一方面顯示了臺籍日軍只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別國的工具，同樣也是日本殖民台灣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警醒我們，正是由於當時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才致使台灣割讓給日本，讓台灣民眾遭受日本殖民者的愚弄與壓榨。在中國大陸和台灣正逐步邁向統一的今天,我們仍然不能忘記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烙在台灣人民記憶中的傷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