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軻德這個人的人物分析

塞萬提斯（1547年－1616年）是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小說家、劇作家、詩人，他被譽為是西班牙文學世界裡最偉大的作家。評論家們稱他的小說《堂吉訶德》是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現代小說，同時也是世界文學的瑰寶之一。《堂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作於1605-1615年的一部長篇小說。窮鄉紳堂吉訶德讀騎士小說入了迷，決定仿效騎士的生活。於是穿上盔甲，騎著一匹瘦馬，帶著侍從出門行俠。結果鬧了許多笑話，吃了無數苦頭，直到臨終才清醒過來。

《堂吉訶德》原名《奇情異想的紳士堂吉訶德·台·拉曼卻》，作者在序言中申明：“這部書只不過是對於騎士文學的一種諷刺”，目的在於“把騎士文學地盤完全摧毀”。但實際上，這部作品的社會意義超過了作者的主觀意圖。在這將近一百萬言的作品中，出現了西班牙在16世紀和17世紀初的整個社會，公爵、公爵夫人、封建地主、僧侶、牧師、兵士、手藝工人、牧羊人、農民，不同階級的男男女女約七百個人物，尖銳地、全面地批判了這一時期封建西班牙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學、藝術以及私有財產製度，使它成為一部“行將滅亡的騎士階級的史詩”，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名著。

堂吉訶德這個人物的性格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他是神智不清的，瘋狂而可笑的，但又正是他代表著高度的道德原則、無畏的精神、英雄的行為、對正義的堅信以及對愛情的忠貞等等。他越瘋瘋癲癲，造成的災難也越大，幾乎誰碰上他都會遭到一場災難，但他的優秀品德也越鮮明。桑丘·潘沙本來為當“總督”而追隨堂吉訶德，後看無望，仍不捨離去也正為此。

堂吉訶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化身。他對於被壓迫者和弱小者寄予無限的同情。從許多章節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他以熱情的語言歌頌自由，反對人壓迫人、人奴役人。也正是通過這一典型，塞萬提斯懷著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義的終結。這一點恰恰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舊的信仰解體、新的信仰（資產階級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斷裂時期的社會心態。堂吉訶德的侍從桑丘·潘沙也是一個典型形象。他是作為反襯堂吉訶德先生的形象而創造出來的。他的形像從反面烘託了信仰主義的衰落這一主題。

堂吉訶德充滿幻想，桑丘·潘沙則事事從實際出發；堂吉訶德是禁慾主義的苦行僧，而桑丘·潘沙則是伊壁鳩魯式的享樂派；堂吉訶德有豐富的學識，而桑丘·潘沙是文盲；堂吉訶德瘦而高，桑丘·潘沙胖而矮。他，桑丘·潘沙是一個農民，有小私有者的缺點，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島（實際上是一個村）的位置上時，他又能夠秉公辦事，不徇私情，不貪污受賄。 後來由於受不了貴族們的捉弄離了職。

他說：“我赤條條來，又赤條條去，既沒有吃虧，也沒有佔便宜，這是我同其他總督不同的地方。”評價堂吉訶德與桑丘·潘沙這兩個人物時：“一個是滿腦子虛幻理想、持長矛來和風車搏鬥，以顯出騎士威風的堂吉訶德本人，另一個是要從美酒佳餚和高官厚祿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們一個是可笑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是可笑的實用主義者。但是堂吉訶德屬於過去，桑丘·潘沙卻屬於未來。隨著資產階級勢力的日漸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訶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

在創作方法上，塞萬提斯善於運用典型化的語言、行動刻畫主角的性格，反復運用誇張的手法強調人物的個性，大膽地把一些對立的藝術表現形式交替使用，既有發人深思的悲劇因素，也有滑稽誇張的喜劇成分。儘管小說的結構不夠嚴密，有些細節前後矛盾，但不論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上，還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歐洲在此以前的小說前進了一大步，標誌著歐洲長篇小說創作跨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歐洲許多著名作家都對塞萬提斯有很高的評價，《堂吉訶德》乍看似乎荒誕不經 ，實則隱含作者對西班牙現實深刻的理解。

作者採用諷刺誇張的藝術手法，把現實與幻想結合起來，表達他對時代的見解。現實主義的描寫在《堂吉訶德》中占主導地位，在環境描寫方面，與舊騎士小說的裝飾性風景描寫截然不同，作者以史詩般的宏偉規模，以農村為主要舞台，出場以平民為主，人數近700多人，在這廣闊的社會背景中，繪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聯繫的社會畫面。作者塑造人物的方法也是虛實結合的，否定中有歌頌，荒誕中有寓意，具有強烈的藝術性。

如果說：堂吉訶德是一位聰明的傻瓜，那麼桑丘則應該是傻瓜中的聰明人。除了這個兩個個性突出，對比鮮明的主人公外，書中還塑造了700個不同的職業、不同的性格的人物形象，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時代、反映現實，它所帶來的意義，也許對於整天充斥著音樂影像電子多媒體合成的各種多維刺激的現代人感受不深，但是在當時，人們的唯一娛樂方式就是挑燈讀書，因而能早在17世紀——文學剛剛啟蒙復興的時代，塞萬提斯就寫出了《堂吉訶德》，它給予近現代小說的發展就是深刻的、革命性的影響。所以說他是現代小說第一人，正因為他是第一人，他的《堂吉訶德》對西班牙文學、歐洲文學，乃至整個世界文學的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