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道器」?

“ 道 ”和“ 器 ”是中國古代的一對哲學範疇 。“ 道 ”是無形象的，含有規律和準則的意義；“ 器 ”是有形象的，指具體事物或名物製度。道器關係實即抽象道理與具體事物的關係，或相當於精神與物質的關係。最早見於《 易 ·繫辭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老子提出：“樸（ 道 ）散則為器 。”認為“ 道 ”在“ 器 ”先。宋以後，對道器關係的不同見解表現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程頤 、 朱熹等認為“ 道 ”超越於“ 器 ”之上，如朱熹說：“ 理也者，行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 氣也者，行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朱文公文集·答黃道夫》）把“ 道 ”和“理”作為維護封建倫理的理論根據。明清之際王夫之等認為“ 道 ”不能離開“ 器 ”而存在，提出“無其器則無其道 ”的命題。清末有些改良主義者（如鄭觀應 《盛世危言》中的《 道器 》篇）認為“ 道 ”（指倫理綱常）是中國的好，“ 器 ”（指西方科學技術 ）是西洋的好， “ 道 ”是本，“ 器 ”是末，實質上是試圖在不觸動封建統治秩序（“ 道 ”）的前提下，學習西洋富國強兵（“ 器 ”）以進行某些政治改良的一種主張。

中華元文化應該是“道器並重”的文化。從源頭上看，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有兩大重要區別：一是特別善於發明創造；二是在天地起源問題上沒有造神。發明創造的哲理集中在一個“器”字上，天地萬物演化的哲理集中在一個“道”字上。

先談“器”。在中華民族的開端之處，出現的是一系列有關發明創造的人和事：《淮南子·覽冥訓》中有“女媧補天”的故事，《管子·輕重戊》《韓非子·五蠹》中有燧人氏“鑽木取火”，有巢氏“構木為巢”的故事，《周易·繫辭下》記載了伏羲氏、神農氏、黃帝、堯、舜發明網罟、耒耜、衣裳、車船、臼杵、宮室、弓矢、書契的故事，《尚書》與《詩經》中記載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記載了后稷培育五穀的故事……萬能之神沒有光臨中華大地，沒有降福於中華民族，幸福生活必須由自己來創造。

創造幸福生活的途徑有兩條：一是純粹用體力；二是體力與智力相結合。中華先賢所走的是體力與智力相結合的道路。當普羅米修斯從天上偷火之時，東方的燧人氏早已用智慧從木頭上鑽出了火。不同故事，反映出了不同的行為特徵，實際上也就是兩種文化的不同特徵。動腦動手發明出各式各樣的器，然後用各式各樣的器克服生活生產中所遇到的各式各樣的困難。從《管子》《易傳》《韓非子》中可以看出，每一件新器具的出現都會給人民帶來幸福，每一件發明創造都會推動天下向前進一大步。中華先賢把一切先進生產工具、生活器具、自衛武器簡稱為“器”。

道和上帝在造物功能上就有相同的意義，這裡就是生生之源。道，又是人生觀。生生之道之中既蘊涵有如何做人的道理，又蘊涵有如何做事——發明創造的道理。在認識道、崇尚道的基礎上，運用道所揭示出的原理創造器，這是源頭中華文化的精髓。中華大地上最早產生出的天文學、禮樂、中醫學、中藥學、軍事學、建築學、數學、圍棋以及煉丹術即基礎化學均是以陰陽之道為母源。道，既可以化出文明之人，又可以化出先進之器。道之理體現在晝夜變化之中，體現在春、夏、秋、冬四時循環之中，體現在草、木、鳥、獸繁殖成長之中，體現在選賢任能的有序更替之中，體現在自強不息的求新之中，體現在事物的先後秩序之中，體現在理論的創建與器具的發明創造之中……文字中的變化之道告訴人們一種與時偕行、易窮則變、唯變所適的思維方式。從本源上說，中華文化應該是道器並重的文化，正是這個“道器並重”的文化孕育出了一個先進的、文明的、強大的中華民族。

清代統治者對於被征服的漢人，推行「抑其道器而揚其文辭」的文化政策，故不但保留八股取士的辦法，而且變本加厲，割裂四書五經的字句以出題，其八股格式，較之明代更為煩瑣和機械化。八股文這種文章在思想、形式方面都有一定型式，嚴重危害了讀書人的獨立思考和才學的發揮，只是專制帝王用來束縛文人的工具，所以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曾說：「科舉之弊，有甚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失火。」八股文的文體到了清光緒廢止科舉後，才逐漸被淘汰。八股文禁錮著人們的思想，自然科學大大落後於西方，經過數千年不同朝代的統治者都借儒家為名，教導我們如何去思想，什麼可以做，什麼不應做；在好的方面，是境養出中國人溫柔敦厚、忠恕仁孝。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是扼殺了我們的幻想力和創作力。因為幻想力和創作力是極其脆弱的幼苗，若受到太多教條和限制束縛，是無法開花結果的......這是我們中國人獨有歷史包袱，於是當我們有需要利用創作力去找新答案時，都自然地選擇了前人行了千百遍的道路，最後我們也是原地踏步，走不到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