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求也斯《李大嬸的袋錶》的賞析/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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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嬸的袋錶

辦公室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我還留下來鈔完那份賬目，電話鈴忽然響起來。我拿起聽筒。

「喂。」

「叫王主任聽電話。」電話那端傳來微微低沈的聲音，帶著命令的語氣。我認出那是誰，幾乎立即口吃起來。

「是，是李大嬸嗎？王主任走了。」

「什麼時候走的？」

「五點鐘，放工的時候。」

「笑話！現在還差點才到五時！」她猛地把電話摔下，我耳邊立即響起胡胡的聲音來。我的耳朵熱熱的，不曉得是由於挨了罵還是什麼。我看看錶，我的錶是五時五分。回過頭去，我們壁上的電鐘也是五時五分。王主任一定是照這壁上的時間放工的。他這回可倒楣了。我默默地把腕錶校回五時；想了想，又再把它校早一些。我一定要照李大嬸的時間校好才是。

在我們工廠裏，只有李大嬸的時間是最準確的。沒有人知道她在這裏工作了多久，有人說她一開始就在這兒，又有人說她是老闆親戚。不管怎樣，當我們公司還只是一爿小小的中式縫衣舖，只有幾個縫衣女工的時候，一直到現在發展成為規模宏大的西式製衣廠，李大嬸一直在這兒。沒有人知道她的職位是什麼，但如果說我們的工廠是一個大家庭，那麼她就是握有權柄的嚴厲老祖母。她總是在這兒，頒佈規則、施行賞罰。女工有什麼投訴、職員有什麼要求，多半直接謁見她。我們聽到許多美談，說她提拔新人、推行福利。但那只是傳說。又有人對她判斷是非的能力推崇備至，但那也是傳說。至少我們太年輕，沒有機會目睹她昔日的光榮。我們在這兒工作的時候，她的權力已經是至高無上的，我們也沒有機會看到它經過考驗。她已經是一個立法和執法的象徵。我們都十分害怕她。不管有什麼不對勁，她立即打電話來。只要聽見那微微低沈而帶著命令的聲音我們就知道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了。

李大嬸的時間觀念正如她的是非觀念一般嚴正不阿。她有一隻永不離身的古老袋錶，據說是她父親傳下的那些少數從清代傳入中國的奇珍之一。那袋錶的準確是有名的。在我們的幾幢工廠大廈裏，任何時鐘的快慢參差，最後總是以李大嬸的袋錶為依歸；正如人事上的任何是非，都以李大嬸的判斷為標準一樣。李大嬸和她的袋錶，簡直成了我們工廠裏的一種法則。

所以第二天當我向王主任報告昨天李大嬸來電的時候，他頗像嚇了一跳的樣子。儘管他還口裏強硬，說什麼依時鐘辦事的話，但他也顯然心虛，對自己和我們辦公室的時鐘失去信心。沒多久他就被傳去見李大嬸，他去了半小時左右，回來的時候，臉色不大好看。我也不敢問他結果怎樣了。

放工的時候，王主任果然沒敢立即離去。他表面裝作沒事，拿文件翻來翻去，我當然也不拆穿他。他一直留到過了五時五分（那是牆上的電鐘的時間，我的錶，照昨天李大嬸的意思改校，則是剛好五時），透了一口氣，再磨多幾分鐘，見沒有什麼意外，便一溜煙走了。

我到了照我的錶是五時五分（牆上的電鐘則是五時十分）的時候，弄好了東西，也差不多要走了。

但電話卻忽然響起來。是大嬸，她要找王主任。

「他五時正走了。」我只好照實說。

那邊沒有說話。我害怕起來，問：

「請問……李大嬸，你的錶是什麼時候？」

「現在才五時！」

我連忙把腕錶校慢五分鐘。我們這些普通手錶實在不能信賴，你看，王主任這一回又碰壁了。

翌日王主任又被傳去李大嬸的房中，這一次他在那兒留得更久。我們會計部門的老馮和老朱議論紛紛，今天他們不再像往日那樣討論我們公司的缺乏福利、升遷的困難和工資的微薄，他們轉而談論王主任的遭遇。他們，正如我一樣，雖然覺得這樣對王主任未免過於嚴苛，但既然他誤信了壁上不準確的時鐘，那又有什麼好說。我們就像其他小職員，只慶幸事情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心裏盤算著如何為自己職位著想，以後留意清楚時間就是了。我們都對李大嬸又敬又怕，也幸而有她作為一種標準，可供我們校正我們的時鐘。我們當然應該遵從她的準則，正如老朱所說，我們打工，就有義務遵從別人的規則呀。談到這裏，王主任回來了，他的臉色比昨天更難看，我們當然就住口了。

王主任整天沈默著，他臉上帶著一種委屈的神色。我低下頭不去看他。反正工作已經夠我忙的了。到了下午，修理部的經理（有人說他是李大嬸的親戚）帶著一個技師來到我們的部門。我伏案工作的眼睛看到前面一隻黑襪子。原來那位技師正脫了鞋子站到我桌上去校正牆上的電鐘。那位經理撥了內線電話請示李大嬸，然後看看我們牆上的電鐘，就對那技師說：「校慢十五分鐘才對。」

我看看自己的手錶，雖然昨天才校正，但現在又不對了。我把手錶再校慢五分鐘，然後警惕自己，以後一定要格外小心，每天看自己的手錶有沒有違反李大嬸的標準才好。

然後我聽見那經理對電話裏說：「會計部的時鐘校好了，現在我們到廠房去。」

他們走了以後，我看見老馮和老朱一起舉起手腕，對著牆上的電鐘校好自己的手錶。王主任起先遲疑一下，然後也照著做了。在沉默的辦公室裏，只聽見一律的上錶鍊的軋軋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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