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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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結構的急劇轉變及老化，香港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少問題亦浮現。大部分發達國家的貧窮組成主要人口是單親及低收入家庭，而香港則有近六成「綜援」受助者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特區政府除了提供九年免費教育，也實行「普及健康服務」的醫療制度﹔香港還有近半的人口居住於各類型的「居屋」及「公屋」﹔至於缺乏收入的窮人，香港亦有「綜援」的最後安全網。

這些社會服務及福利對低下層市民傾斜，可以說是緩和了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這亦說明爲何香港貧富懸殊十分嚴重，而社會能夠相對穩定的原因。特區的社會福利制度主要爲低下層市民服務。但基於社會、經濟需要及政治壓力，它部分的內容已面向社會不同階層。例如普及基礎教育惠及中上階級，公帑支援的大學並沒有入息審查、公共醫療的住院部分已佔據八成市場份額。可以說，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並不是剩餘模式可以概括的。這亦可以反映香港的綜合社會發展程度及需要已超越制度原本剩餘模式的設計。

然而，矛盾的是它的制度設計的架構仍然是剩餘模式–以低下層市民爲服務主體–因此，有低收費、低服務水平的設計特徵，而沒有內置需求制約機制。例如公共醫療低收費是由於六十年代中期研究市民的負擔能力而延續下來的。這些特徵矛盾在於收費受著二元經濟的制約而大致保持下來。但是，低服務水平卻受社會期望上升的不斷衝擊。

這矛盾的結果–香港的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房屋及社會救濟都面臨財政嚴重不足﹔再加上經濟持續不景、政府稅收不足，社會福利的體制問題便顯露無遺。剩餘模式爲主體框架的社會福利制度設計基本上是排斥中產階級。從政治角度考慮，排斥中產階級或服務資素低的社會福利制度自然不能普遍得到他們的支持。這也說明亞洲金融風暴後中產階級特別對特區政府不滿–他們是經濟結構轉型的犧牲者，而社會福利制度並未有爲他們提供任何減壓作用。

社會服務及福利的好處不能跨階層分配，說明舊有制度設計不能産生穩定中產階級及凝聚社會的功能。目前的社會服務依靠公帑稅收支援的融資方法一定要改變。剩餘模式遺留的免費及低收費政策一定要改變爲「能者多付」、「用者自付」原則–同一服務不同收費水平–及適當加入社會保險制度﹔以新的融資制度支援廣覆蓋及具專業質素的社會服務。

現在的公共醫療亦是實施低收費政策。這是基於兩個因素：
(1) 經濟持續繁榮掩蓋社會服務融資改革的廹切性﹔
(2) 社會服務融資改革缺乏社會跨階層的支援–低下層因切身利益而反對，中產階級卻看不到關係而不主動支援。總的來說，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問題並未得到充份認識，因此政府的改革力度不大。另外，香港的社會保險制度的建設亦十分落後。特區政府一直沾沾自喜的低公共開支其實是缺乏社會保險供款入數的原因。

香港還未設立醫療保險及失業保險。就算已成立的退休保險–「強積金」–亦不入公共財政收支表。缺乏雇主及員工雙方供款的額外財政來源，香港社會福利制度在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下，其缺點便顯露無遺。明顯地，過往依靠「經濟發展紅利」及「賣地」收入支援的社會福利制度並不能夠長期維持下去。

特區政府亦應積極利用香港的社會服務專業優勢，吸納大陸消費者，以加強本身行業的規模經濟，尤其是公私營醫院吸納病人及香港的各級名校吸納自費生方面。鑒於「用者自付」的原則及大陸消費者的非永久居民身份，這批有能力的社會服務使用者對提升香港的社會服務專業水平及財政質素應有正面作用。但是，如何促使這種社會服務優勢的發展，相關政策的配套是刻不容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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