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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為20世紀早期中國文化界中,由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革新運動。1919年5月4日前夕,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
在這一時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並成為五四運動的先導。中國共產黨認為新文化運動全方位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使中國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解除了思想禁錮的知識分子們,開始投身更多的政治活動,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索;知識分子在此運動中所宣揚的社會主義思想,確立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根基。
另有人認為「新文化運動」是部分青年自由主義者和左翼激進文人之間的不穩定組合,主要成員都相信必需用現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國傳統文化,但彼此對西方文化和中國現實的理解大相逕庭,所以這個運動迅速分解並依照各種政治意識形態重新組合。中國現代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都可以在這個運動中找到源頭。還有一些人認為新文化運動是左右兩派文人聯合起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運動。
主要戰場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內,主要對象是一批老古董國學教授,結果大獲全勝,中國幾千年來積累的真正國學從此逐漸走向滅亡,1946年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在全國明文取消國文,代之以語文。到今日,全國已沒人會真正的古文朗誦了。1949年後中共推出了簡體字,新文化運動才告完成。 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從北京推向全國的一場劃時代的文體改革運動。它提倡書面語不用文言,改用白話或語體。
★白話文運動先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發動,進而在“思想革命”中發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白話文運動的結果,是使白話文在文學作品和一般學術著作的範圍內取得了合法的、正統的地位。白話文運動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白話文的作品上。白話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寫作實踐。“五四”時期,白話論文在表現新思想、批判舊思想上,發揮了巨大的威力。
如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論文,雖在語言上有不同的風格,但在說理上都有明白、清晰、準確、富有邏輯力量的特點。這就叫那種不宜說理的文言文相形見絀。在文學上,散文、小說、詩歌等文體,都開了新生面。“五四”白話文運動,是一個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運動,它在文藝語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時代的結束、白話文時代的開始。
數千年來,中國通用的書面語沒有白話文的合法地位,只有與口語脫節的文言文才算正統。直到“五四”時期,才把這種反常的局面翻了過來,開闢了一個白話文學的新紀元。這正好與中國社會在“五四”期間實現了從封建向民主的轉變相適應。
由於歷史的局限,白話文運動不可能迅速徹底完成它的任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政府的公文、法律,報紙的新聞等等,仍用文言或半文言。但從“五四”開始,白話文的推行,已成了時代的潮流,歷史之必然。30年代又進而發起大眾語運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報紙、公文和法律都一律採用白話文。
★台灣的白話文運動
1922年留學北京的學生將白話文觀念介紹到臺灣。陳瑞明在《臺灣青年》發表〈日用文鼓吹論〉,攻擊文言,提倡白話。1923年在臺南成立「白話文研究會」,接著黃呈聰、張我軍等人發表關於白話問題和介紹新文學運動的文章。1925年《臺灣民報》轉載魯迅的〈狂人日記〉,陸續向臺灣知識青年介紹新文學。1920年代,新舊文學爭論大起。
但臺灣的新文學不只是文言和白話之爭,仍包含能否「我手寫我口」的議論,因為對臺灣人來說,國語不等同於北京話,而是日語;而日用語也非小說白話,而是臺語。黃石輝〈怎麼不提倡鄉土文學〉以「用臺灣話」為目標,郭秋生也認為日文、漢文都不是文言合一,不能廣及小民生活,主張「臺語話文」。因此新舊文學的爭論,還包括應該改良臺語為羅馬拼音,或用漢字拼寫出一套臺灣人說的話,以及用北京白話的討論。
至於文學內容,臺灣文壇原本就偏向社會主義、寫實風格,臺灣文化協會左派路線甚盛,後來導致左傾,對普羅文學理念接受度高。為至抗戰結束前,日本推行皇民化運動,多禁漢文,臺語和白話文的問題尚未達成共識,就已成為國民政府管轄地區。臺灣的白話文運動成功與否,仍是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