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魏徵和姚崇的比較，中史高手入，20點~!

魏徵
　　
(580～643) 唐初重臣。字玄成。钜鹿（今属河北邢台）人。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太宗即位，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事，劝戒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姚崇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实干家。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还有道教及其它宗教。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
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对此，姚崇深为不满。在武则天时，张易之要将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调往定州(治
所在今河北定县)去私建新寺，高僧们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到定州去。张易之一再坚持要调他们走，姚崇始终不改变主
意。结果，得罪了张易之，不久就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为尼；有的人还私造寺庙。这样，一些富户强丁，
乃纷纷出家，因为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
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贞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
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对于这种宗教流弊，
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
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
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
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
他也顺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
不太远了。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縣人，又說河北晉州市或河北館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諫議大夫、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以直諫敢言著稱，是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


姚崇（650年－721年），原名姚元崇，後名姚元之，但因要避唐玄宗的「開元」年號之諱，因此改名為姚崇。650年，生於陝州硤石（今河南三門峽東南），721年於長安去世，享壽7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