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三峽工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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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簡稱三峽工程，是中國長江中上游段建設的大型水利工程項目。分佈在中國重慶市到湖北省宜昌市的長江幹流上，大壩位於三峽西陵峽內的宜昌市夷陵區三斗坪，並和其下游不遠的葛洲壩水電站形成梯級調度電站。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電站，也是中國有史以來建設的最大型的工程項目，而由它所引發的移民、環境等諸多問題，使它從開始籌建的那一刻起，便始終與巨大的爭議相伴。

在長江三峽建造大壩的設想最早可追溯至中華民國的開創者孫中山先生，他在《建國方略》（1919年發表）一書中《實業計劃》認為長江「自宜昌以上，入峽行」的這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利」（第二計劃第四部庚）。按此設想，1940年代中期，國民政府與美國墾務局簽約，準備利用美國資金建設水電站，並邀請該局總工程師、世界知名水利專家薩凡奇（John Lucian Savage）來華考察。薩凡奇在三度實地考察三峽地區後，寫出了《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認為三峽工程可行，並安排開展前期工作，但後因中國內戰，此事無果而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長江上游頻發洪水，屢屢威脅武漢等長江中游城市的安全，因此三峽工程被重提。毛澤東1953年初視察三峽時曾說：「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最後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開始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面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作出決定。」又作「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水調歌頭·游泳》）的詞句表示出建設三峽工程的設想，並指定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督辦。在周恩來的主持下，開始了三峽工程的勘探、設計、論證工作，並邀請了蘇聯的水利專家參與。當時水利領域內支持工程上馬的林一山等人，和反對方黃萬里、李銳等人，爭論得非常激烈。林一山等人認為要防治洪水得建大壩，但李銳等人則認為三峽工程太複雜，除了技術上的困難、這麼大的工程會排擠掉其他計劃外，因為淤泥等問題，建大壩也不一定就能一勞永逸。此外尚有移民、水位劇升等問題，因此應該考慮其他替代的可行方法。[1]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國力、技術和國內國際形勢等其他因素，毛澤東最終決定暫緩實施三峽工程，「積極準備，充分可靠」，先修建葛洲壩水電站，作為三峽水電站的實驗工程。

葛洲壩水電站位於湖北省宜昌市區，1971年開工，「邊設計、邊準備、邊施工」，但不久後就因為施工品質實在不合格而停工。在多次修改設計和施工方案後，於1974年復工，1981年實現長江截流，1988年全部建成。電站為無調節能力的徑流式水電站，共安裝19台12.5萬千瓦和2台17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總裝機容量271.5萬千瓦，一度是中國最大的發電廠。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政府重新將重點放到建設「四個現代化」的方向上來，並決心興建一批骨幹工程以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三峽工程於是被再次提上議事日程。1983年水利電力部提交了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並着手進行前期準備。1984年國務院批准了這份可行性研究報告，但是在1985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以周培源、李銳等為首的許多政協委員表示了強烈反對。於是，從1986年到1988年，國務院又召集張光斗、陸佑楣等412位專業人士，分十四個專題對三峽工程進行全面重新論證，結論認為技術方面可行、經濟方面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為有利」。不過這之後爭論非但沒有平息，各方反對的聲浪更大。1989年，表明反對建設意見的書《長江，長江， 三峽工程爭論》出版，但是同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民主運動被鎮壓，本書的作者戴晴也被逮捕，該書被禁。這之後，反對派的意見被徹底壓制。李鵬等國務院領導將工程議案提交給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繼1955年三門峽水電站之後第二件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工程建設議案。1992年4月3日該議案獲得通過，標志著三峽工程正式進入建設期。

工程基本情況

三峽大壩模型三峽大壩的選址最初有南津關、太平溪、三斗坪等多個候選壩址。最終選定的三斗坪壩址，位於葛洲壩水電站上游38千米處，地勢開闊，地質條件為較堅硬的花崗岩，地震烈度小[2]。江中有一沙洲中堡島，將長江一分為二，左側為寬約900米的大江和江岸邊的小山罈子嶺，右側為寬約300米的後河，可為分期施工提供便利。

關於大壩的壩高，在籌劃中曾有低壩、中壩、高壩三種方案。1950年代，在蘇聯專家的影響下，各方多支持高壩方案。到了1980年代初，「短、平、快」的思路佔了主流，因而低壩方案非常流行。但是，出於為重慶改善航運條件的考慮，各方最終同意建設中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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