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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社會就即將推行的校本驗毒計劃重新展開了激烈辯論。不少人把校園抗毒和驗毒計劃的概念作綑綁式推銷,把反對者打成任由毒禍蔓延的幫兇,營造捨此以外別無他途的假象。事實上毒品檢驗本身並非遏止學生違規的方法,而只是識別出問題學生的行政手段而已,如在配套不足之時倉卒推行,對師生而言更可能得不償失。
學生濫藥的原因往往複雜非常,並不能單純歸咎於他們好奇無知,更多個案是因為他們缺乏家庭及社會關愛,受同齡朋輩影響所致,其中涉及自我形象、生活習慣、家庭環境、以至校園群黨欺凌等眾多因素。因此對問題學生而言,由教師或社工提供持續而深入的輔導服務才能有效幫助他們遠離毒品,回歸正道。然而,10年教改早已令教師工作量倍增,教師自殺及離職率之高更是眾所周知。在未來數年,教師們將要面對新高中學制、通識教育、教育語言微調等多項改革,連備課時間也要讓路給無數校務會議和反思評估,他們又如何有餘暇——了解30多個孩子的生活背景?至於十數間學校合資聘請的教育心理專家,或以1比 1000的龐大比例處理學生問題的駐校社工們,能否承擔新增濫藥者的輔導跟進工作?筆者對此實在不敢樂觀。
那麼,把個案轉介至校外機構又如何?早有社會工作者表示,在資源短缺的情况下,濫藥者即使自願戒毒,仍需動輒輪候6至9個月才能接受相關戒毒醫療服務。如此寥寥遠水,焉能救近火!對大部分學校而言,驗毒計劃將強迫潛藏問題曝光,卻又無力跟進,其結果只會激化師生間的矛盾,令問題學生進一步自我邊緣化,甚至乾脆自行輟學以逃避學校監察,其影響比隱瞞問題更為惡劣。
校本驗毒計劃之所以在國際學校有效,在於私校擁有龐大資源為問題學生提供輔導支援。更重要的是,國際學校的學生家長不是家住半山,便是白領中產,與終日為口奔馳、三餐不繼的中下階層,根本不能同日而語。令人驚訝的是,竟有人以此作為校本驗毒計劃有效的論據,想法之荒謬直迫反問朝臣「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
就現階段而言,政府回應市民期望的切實方法並非把毒品問題圍堵在校園,而是應著力提升禁毒及戒毒的效能。目前涉及戒毒的政府部門多不勝數,勞工及福利局 轄下的社工負責濫藥者的日常輔導和轉介服務,保安局禁毒署負責宣傳和統籌包括正生書院在內的慈善團體戒毒中心,由衛生署資助的自願戒毒所處理需要醫療援助的自願戒毒者,而懲教署負責營運的強迫戒毒所則處理觸犯法例的濫藥者。缺乏統一機制下,政府對濫藥者的支援猶如一盤散沙,效率自然不甚了了。
同樣地,禁毒措施的效能也令人質疑。政府實施多年的所謂禁毒宣傳,不是枯燥乏味的禁毒講座,便是聘請自身也有濫藥嫌疑的藝人作禁毒大使,舉辦如洗太平地般的一次過嘉年華。如此混亂的官僚架構與思維下,市民怎能對政府的反吸毒措施有所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