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一評.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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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評論
由張海鵬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通史》十卷本已於近期問世，堪稱我國史壇的一件盛事。粗閱一二，深佩其厚重非同尋常。要而言之，可知其特色有三:
一、通貫近代，規模宏大
回首中華數千年文明史之長河，為期110年的近史歷程不可謂不短，然其複雜性與苦難成正比，二者均已超過以往任何朝代與時段。民國以還，近代國史論著與教材層出不窮，前後已逾百種，通貫晚清與民國凡110年者卻罕如麟角。究其原因，非不欲也，實不易也。以張海鵬先生為首的《中國近代通史》課題組知難而進，以530萬言的宏篇巨制奉獻學林，完成前輩史家範文瀾、劉大年等所遺留的一樁心願，其規模宏大，舉世無出其右者，令人感奮。
二、陣營整齊，分量空前
“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中國近代通史》課題組聚集了一批訓練有素的近史專業學者，他們都不乏比較堅實的研究基礎與學術經驗，為《中國近代通史》的完成提供了保障。各卷作者還能較好的吸收近20年來海內外史學界的許多研究成果，提高問題品質，增加分析力度。可以說，該書乃作者個人成果與學界成果的綜合轉化而成，可望成為中國近代史教學與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目，凝聚新一輪學術衝刺的起點。
三、史料豐富，立論平實 論證是保障，資料是基礎，史學貴在平實，多憑史料說話，而不是以論代史，漫天演繹。該書建立在豐富的史料挖掘的基礎上，儘量運用私人筆記、日記、書劄、報刊、歷史文獻彙編與海外檔案等。以往的近代史論著偏重“原因”、“過程”、“意義”三段式，過多地糾纏於某些定性分析與價值評判，偏重革命力量一方，輕視非革命甚至反革命一方，不僅妨礙對近代歷史全貌的把握，也影響對革命一方的深入考察，其可讀性也受到損害。《中國近代通史》雖然也是以革命史或政治史為主線，但各卷作者都已程度不一地克服了這些缺陷，某些章節還能借助於政治學、法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展示在讀者面前的許多歷史場景就不是線形的，而是平面的和立體的。有的作者還很注意歷史的細節，不僅凸顯了歷史學的敍事功能，也有助於揭示歷史的複雜性。
如果把《中國近代通史》第五卷與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相比較，就不難看出前者分析問題之細，借鑒成果之豐。例如，關於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困難問題，在《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下冊中，談到幾筆外債借款問題，強調的是孫中山的借債原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輕”：“是不應受到指責的”,在具體談及外債如漢冶萍借款，卻將責任推給盛宣懷，說是 “孫中山很快發掘了日本的陰謀和盛宣懷的圈套。”（459頁）《中國近代通史》第五卷不僅從盛宣懷與日本的角度分析，也援引了孫中山為首的臨時政府同日方的協商與合約，同時指出了消息洩漏之後，章太炎等人的輿論批評，孫中山迫於輿論壓力作出的解釋，等等。作者既指出孫“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第484頁），同時指出，“中央銀行”的“不惜代價”， 也有“難言之隱”（485頁）。至於章太炎改中華民國聯合會為“統一黨”，並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之口號，《中華民國史》說他明顯“右傾”，“不論聯合會或統一黨，都不過是一種官僚、政客、立憲派的大雜燴。因此，他對南京臨時政府的許多改革措施，無不加以反對。”（第470頁）作者還引吳玉章的說法，稱章“已經實際上站到了袁世凱那方面去了。”（470頁）《中國近代通史》第五卷在史料的引用與分析方面都要細緻和公允得多，還不無深刻地指出：兩者之衝突，是“法理與事理”的衝突，是民主化過程中的不同追求的衝突。該書還注意到，章太炎本人之所以對《臨時約法》持批評態度，是從法理角度展開的，章氏強調的是民主議會國家之立法權的所屬問題，並非無理取鬧。
短期內的抽閱未免草率，通讀與細品尤需時日。然而，任何學術論著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倘若只有褒揚，缺少研討意見，既不足以袒露一份誠懇，亦悖于求真的史學行規。筆者不揣淺陋，敢獻幾句淺見，敬請作者在修訂再版時參考。
把近代史稱作“近代通史”，這種改變“通史”本義的創新之舉如果能為包括中國古代史、世界史學科的多數學者所認可，亦當在“通”的層面上多下功夫，至少先在課題組內部打通。而主編張海鵬先生在卷首提出的的整體設想，無論從敍述的重點而言，還是就分析的視角而論，都不曾在各卷中得到很好的貫徹，這不僅僅是在各卷“不出現‘革命高潮’字樣”的問題（第一卷，第64頁）。況且，既然全書的整體設想是“七次革命高潮”，其他卷次為何“不出現‘革命高潮’字樣”，頗費猜思，如此回避勢必影響作者的學術自信。

2009-09-04 19:37:04 補充：
因人設卷似的學術分工固然可以發揮作者優勢，落實責權統一，便於作者個人的成果統計，卻不利於從整體上規劃全書的篇章，彰顯一氣呵成之勢。
以革命史或政治史為主線或主體固然容易形成特色，若以“通史”標準來衡量，制度史、經濟史、外交史、社會史、思想史等方面的分量在整體上似嫌不足，而這些方面恰恰屬於近20年來學界普獲豐收的研究領地，可資借鑒的學術成果甚夥，可以更加豐富“通史”的內容。該書不是把“大事記” 以附錄形式放入卷末，而是置於卷首，篇幅超過全卷的2/3，頗不協調。

2009-09-04 19:38:37 補充：
全書尚闕結論部分，也許讀者亟需知道，通過該課題的研究，編寫組得出了哪些重要結論？把晚清史與民國史“打通”之後，較之單一的晚清史與民國史的研究，會有什麼不同？
20年來，許多學者為了回避對某些宏大敍事話語的討論，紛紛轉向對制度史、經濟史、外交史，特別是社會史與思想史領域的探索，使中國近代史宏觀研究的投入力度顯得不夠，讀者期盼《中國近代通史》在打通晚清與民國之間的學術壁壘之後，在宏觀研究層面提供更為豐碩的學術新見，展示1加1大於2的學術景觀。

2009-09-04 19:39:34 補充：
大概是因為成書時間有限，該書在這方面還還留有一些可以充分探討的空間。例如，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一書的主要價值何在，他能否“代表國民黨主流意識形態”， 他對林則徐“民心可用” 的批評是完全否認“民心可用”，還是基於別的政治考量，仍可斟酌。又如，關於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問題並未解決。如果停留在毛澤東於1939年概述而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之說，尚不便於更好地彰顯學術創新。

2009-09-04 19:40:41 補充：
近20年來，已有不少嚴謹的學者從話語史與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紛紛對“封建” 、“封建社會”、“封建主義”等概念提出系統的質疑，甚至出版數十萬言的學術專著，這對“半封建”之說而言，即使不是釜底抽薪，也是一種無法回避的學術挑戰。又，既然《中國近代通史》也認為確定社會性質必須從社會經濟形態中去考察，那麼近代中國社會究竟屬於什麼經濟形態，尚需深究。已故陳旭麓先生曾在評論梁啟超的《過渡時代論》時指出：“過渡，倒也道出了１１０年近代中國社會的特徵，它被納入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又形成不了資本主義社會，只是從傳統社會跨向另一個新式社會的大過渡。

2009-09-04 19:41:50 補充：
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又是一個過渡形態的社會。”（陳旭麓：《關於中國近代史線索的思考》，《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那麼，似乎可以說，這個過渡形態的社會實際上就是一個向資本主義過渡而未成的社會形態。雖然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比重始終不足10%，但重要的是它的品質，而不是數量，而且這個不足10%的資本主義經濟始終呈增長趨勢，只是殘酷的戰爭環境才遏制了它的整體發展。雖然過渡的結果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但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過程卻是一個真實的存在。

2009-09-04 19:42:45 補充：
無論是在《論聯合政府》，還是毛澤東1948年4月在晉綏幹部會議上講話的原始文本，他都強調中國的資本主義要有一個“廣大的發展”，要想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那是“民粹派”的觀點，這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落後的，反動的，倒退的，必須批判。他所描繪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只因1948年6月蘇聯操縱的“共產黨和工人党情報局” 把南斯拉夫共產黨從情報局開除出去，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迫于蘇聯的壓力，才臨時改變了方案，另當別論。

对1978年后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经验的关注仍然很高，有一个明显的原因：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当代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伴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变革，中国经济已创造了一个长时期增长的纪录。更为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声称，这一成功显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有一些这样的左派，他们热切赞同中国的经验，认为对仍然在经济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咒语，它是一种有效的反驳。因此，他们鼓励其它国家学习中国的渐进的，国家控制的市场化进程，私有化进程以及对经济活动管制的放松。还有一些人，数量不多但份量不轻，他们赞同中国政府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确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

许多左派还认为，中国可能不久就能够确立另一种国际经济体系，从而给其它国家提供机会，让他们减少对当前美国主导之体系的依赖，致力于自己独立发展的战略。[1]

不幸的是，如下所述，关于中国经验的这一正面观点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不管中国领导人怎么说，中国并没有开拓一种新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 而是改革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复辟。其结果是，中国内部运作机制显然敌视任何反资本主义措施的设立。第二，改革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剥削过程，一个以绝大多数中国劳动者无法接受的代价为少数人生产大量财富的过程。

最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进程目前陷入结构性泥沼，并依赖更广泛的区域和国际重组的运作过程，这个过程由跨国资本所控制。其结果是，中国不仅没有能力确立另一种全球经济体系，它的积累机制还在实际上帮助加强了现有国际力量的结构，助长了它们引起的全球经济失衡和紧张局势。

对中国经验的性质和意义这种信念，风险是相当高的。例如，左派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支持，有意或无意地鼓励了这种错误信念，即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市场的使用和更紧密的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积累机制而达成。至少，这也会导致对社会主义以及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混乱。

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人们会发现在许多国家 --- 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南非和巴西 --- 社会主义倡导者争辩说，它们各自的政府应实施中国式市场改革政策。

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开始挑战中国的国家政策，不只是为了对他们所经历到的剥削做出反应，而且还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身重新产生了兴趣。因此，重要的是，关于中国经验，我们要作出一个准确了解，既对那些寻求在中国重启社会主义的人提供支持，又确保其它国家的社会转型的努力，不受到对市场危险和资本主义当务之急的错误理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