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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漢民族共同語
殷商時代在中原黃河流域的華夏族聚居區,就有了漢民族共同語的萌芽。歷經周、秦、漢及魏晉南北朝的長時間的發展融合和傳播,漢民族共同語達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
商朝遷殷(今河南小屯附近)後,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等活動的需要,就有了早期共同語的萌芽。夏商周和春秋時,民族共同語稱“雅言”,主要流行於黃河流域。《詩經》的語言就是雅言。
孔子講學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魯國方言,我們可以說孔子的推廣民族共同語的先驅。
秦朝時推行“書同文”等文化政策,使民族共同語的傳播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漢代的民族共同語叫“通語”,或“凡語”、“凡通語”、“通名”。西漢揚雄編著的《方言》就是用“通語”來解釋各地的方言的,這是我國第一部方言著作。
魏晉南北朝時,以洛陽語音爲標準的漢民族共同語從中原傳向北方和江左一帶。《魏書咸陽王禧傳》就有關於北魏孝文帝通令“斷胡語”,用正音“的記載。正音就是北魏都城洛陽的語音。南朝的宋齊梁陳都建都于金陵(今南京),當時的金陵話是洛陽話的沿用。
2、 中期漢民族共同語
隋唐宋時期,是漢民族共同語發展的中期階段。隋煬帝楊廣以洛陽爲首都,把數萬戶富商大賈從全國各地遷徙到洛陽,推廣以洛陽爲代表的正音和正語。
唐朝時,洛陽話仍然被看作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如孔穎達對經學的傳述和註疏,韓愈、柳宗元等在文學上的創作活動等,促進了漢民族書面形式的共同語的廣泛流傳。唐代科舉時賦詩作文也提出了語音方面的要求,即要符合從魏晉南北朝流傳下來的以洛陽語音爲標準音的《切韻》的規範。
北宋都汴梁(今開封),洛陽話和汴京話十分接近,兩地流傳的語音被稱爲“中原雅音“。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隨之在杭州擴大了影響,以至於今天的杭州話還同中原官話有許多相似之處。但當時洛陽話仍處於標準音的地位,“中原惟洛陽得天下之中,語音最正”(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
3、 近代漢民族共同語
金元明清時,是漢民族共同擴大影響和標準音轉移的重要時期。這四個朝代在北京建都長達700百多年。金人遷都北京後,中原共同語的影響擴大到金人統治的大部分地區。元朝時出現了漢族共同語廣泛傳播的“四海同音”的局面。
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就是“以中原爲則,面又取四海同音”而編寫的。元代漢民族還是以中原之音爲正音的。從明初的《洪武正韻》到清中葉以前,教授標準音的學者都是以中原雅音爲依據的。
與此同時,元明清三代隨著政治、經濟的集中,大量古話文學作品(元雜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史》、《紅樓夢》等)的産生和流傳,使北京語音逐步上升到標準音的地位。
元末明初的供朝鮮人學漢語的課本《老乞大》和《樸通事》就是以當時的北京話爲標準音而編寫的。清政府曾發佈過政令要求各級官員和“舉人、生員、貢監、童生”皆學習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的官話“。
北京語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標準音地位,是在清中葉以後。清朝學者陳沖慶說:“國朝建都于燕,天下語音首尚京音”。
這一時期,漢民族共同語經歷過700多年的發展演變,在標準音方面實現了從中原雅音到北京語音的轉變,在辭彙、語法方面擴大了基礎方言北方話的影響,爲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4、 現代漢民族共同語
從二十世紀初到現在,漢民族共同語的發展進入了現代階段,稱爲現代漢民族---普通話。
近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書面形式,既維持著先秦以來的“文言”的傳統地位,又孕育著用接近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的趨勢。在口語方面,特別是在語音方面,以北京話爲代表的北方話逐漸在各方言區之間取得交際工具的地位。
“五四”運動,把白話文的傳播和北京天平的推廣結合起來。“白話文運動”使白話取代了文言在書面語中的地位。這時書面上和口頭上初步統一的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基本形成。
民國時漢民族共同語叫“國語”。新中國成立後,漢民族共同語叫“普通話”。
1982年普通話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從此普通話具有了明確的法律地位,成爲全民族通用語。
不過,普通話在英語裏譯爲Mandarin,爲滿洲語的意思,因爲其採用的標準語音確實爲在北京的滿族人漢化後使用的語言。換言之,今天的北京話主要就是當年滿人入關後在北京的流行語音。因此,近來有的漢族民族主義者希望以保留中原雅音古風較多的臺灣國語爲漢族共同語,也就是大家經常在電視上聽到的港臺腔普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