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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意思是說,古代的帝王身邊,有兩個官職,一個是左史,一個是右史。左史記錄帝王的言論,右史記錄帝王的行動。現在的國家領導人身邊是否有這類人呢?我想未必。
不過,現代人留下的文字,都有可能成為他日的史料,例如:
日記
書信
回憶錄
地方年鑑
政府檔案
報章雜誌
實際上,除了左史、右史專責記錄帝王的言行外,古代的史官,很多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搜集、整理歷史文獻,並據此編撰史書,並不一定親手記錄當時的歷史。從前大臣寫給皇帝的奏摺,是為了向皇帝進言,目的不是記錄歷史。但是,他們的奏章的確記錄了歷史。後來的人研究歷史,都要閱讀他們的奏摺。現代人的作品亦然。政府檔案、報章雜誌等,各有寫作的目的,並非為他日修史而設。但後人研究今日的歷史,也要參考這些資料。換言之,在不知不覺之中,其實每個人都在記錄歷史。
不過,文獻資料有可能散失,因此不少地區都設有檔案館、檔案室,負責搜集、保存歷史資料。例如香港政府檔案處,便是負責相關的工作。香港政府檔案處下設的香港歷史檔案館,在一九七二年成立,是指定的政府檔案館,致力搜羅和鑒定對香港市民具保留價值的檔案及資料,提供予各界人士使用。歷史檔案館也向政府部門提供專業意見,與市民交流檔案管理的良好方法。除了歷史檔案館外,中央保存圖書館也藏有經過篩選的政府刊物、報告、印刷品、專論著作和報紙等,以保存本地文獻遺產。
其實,有時整理文獻與研究歷史的工作,可能是同步進行的。以中國為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編輯黨和國家重要文獻,研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思想和生平。這是整理、編撰合而為一的例子。
至於「哪些事必需要記,哪些不需要」,其實並無客觀的標準。只要作者認為一件事有需要讓人知道或者記住,便會將此事記錄。至於編撰史書的人,意見也不一致。例如《舊五代史》記載五代十國的歷史,共150卷,歐陽修認為過於繁複,因此刪減《舊五代史》的內容,另撰《新五代史》,僅74卷,可見對於記事的取材、詳略,並無客觀標準。
參考資料
《漢書》
http://www.grs.gov.hk/ws/tc/org_pro.htm
http://cpc.people.com.cn/GB/64114/76117/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