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影視發展

日軍侵華，更多上海資金和影人轉移到香港，兩地電影人同赴國難，拍攝了《最後關頭》、《孤島天堂》等50幾部激勵民心的抗敵電影。
「各行各業一起來, 大家保衛大上海, 有力的出力, 有財的出財,
　不分貧與富, 站攏在一塊, 各行各業一起來, 大家保衛大上海」
　這是黎民偉拍攝的《淞滬抗戰紀實》影片的一段歌詞。黎民偉，是香港電影之父，也是用攝影機投入抗日戰爭的戰士。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後，很多優秀的中國電影人，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了大量的抗日紀錄片及故事片，用攝影機見證了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時刻。
　黎民偉之子黎錫回憶，砲彈就在鏡頭前爆炸，說明當時拍攝的情況是相當危險。《淞滬抗戰紀實》放映後，當時的報紙評論說，這是喚起民眾愛國的教科書。
　黎民偉是香港電影事業的創始人。他創辦了香港第一家影片公司，出品了第一部新聞紀錄片、第一部故事片，創辦了第一所演員學校和第一家豪華電影院。
　著名香港電影史研究學者余慕雲說，鑒於黎氏在中國電影業界的影響，日本人曾力邀他出面主持上海的電影工作，但遭到他的拒絕。1937底，黎氏帶著一家大小十幾人逃返香港。當時在宋慶齡、廖承志的影響下，一大批中國電影人和文化人南下在香港拓展抗戰文化陣地。
　回港之後，黎民偉創辦了啟明電影公司，片廠就設在北帝街上。淪陷之前，這裡集中了大大小小7個電影片廠，很多優秀的抗戰電影都在這裡拍攝完成。
　但是1941年12月8日，日軍轟炸香港啟德機場時，大火殃及附近的啟明片廠，很多優秀的影片拷貝被毀之一炬，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在1935年到1941年期間，香港總共出產了98部抗日救國電影，比同時期內地的同類電影多出3倍以上。這段時期，眾多電影工作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如司徒慧敏、蔡楚生等人紛紛從上海南下香港，與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了《血濺寶山城》、《游擊進行曲》、《孤島天堂》等一批著名抗日影片。
　余慕雲指出，其中有部特別值得講的，就叫《最後關頭》，1937年拍的。這部片由全香港的影片公司，全香港的導演，全香港的編劇，全香港的演員，全香港的小配角集體義拍，拍完後義賣，賣了的錢全部用來抗日救國。
　在香港淪陷的3年零8個月期間，電影業幾乎全面停頓，日軍當局接收各片場的器材後，也企圖拍攝電影，安定人心。但不願做漢奸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寧願逃難到內地抗戰區，也不願意幫日本人拍戲。
　淪陷時期香港只拍攝了一部電影，叫做《香港攻略戰》。日軍本想借這部電影掩飾其侵略行為，但是當時的演員全都不肯接拍，無奈之下，日本人找到了初出茅廬的紫羅蓮充當配角。余慕雲說，當時日本人騙了紫羅蓮。後來，她知道做錯了，就不再為日本仔拍片。
　為拉攏電影從業人員，日軍當局派和久田幸助成立了「香港電影協會」，凡入會者都可以獲發配米，試圖採取懷柔政策勸喻影人為日軍拍戲拍電影，但是卻遭到藝能界人士堅決拒絕。
　香港淪陷期間，電影工作者生活非常困難，有很多優秀演員死於日軍的蹂躪之下。著名童星葛佐治因不肯替日本人拍電影，餓死街頭；有「攝影王」之稱的羅永祥因不肯向日軍行鞠躬禮而被打傷致死；著名導演侯曜更遭受日軍的非人折磨而死。黎錫說，日本仔將他全身油滿黑漆，活生生地憋死了在監獄裡，死時才39歲。
九龍「荷里活」銀燈失色
　這是香港電影業最為黑暗的一頁……
　局勢的驟變使電影從業員的生活工作都失去了常規，當時被稱為「香港荷李活」的九龍城早已不再銀燈高照，戲院公映的都是一些舊粵語片和日本片。
　在此期間，影劇界人士紛紛設法逃出日本人魔掌，他們由香港偷渡到澳門，再由澳門轉赴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