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篇關於「汗武帝獨尊儒術是正確的決定」的說法是否有理?

獨尊儒術，全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指在政權和國家上層建築中完全使用儒家思想。
在春秋戰國時各國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策略方針，影響了各自國家的政策。 到秦朝時，政府推行法家思想建立國家基本政策，秦始皇時有「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說法。
漢朝建立後，廢除了原秦朝的禁書政策，原戰國各學派思想逐漸恢復，尤以儒家、道家兩派為盛。漢朝初期各君主主要奉行「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但七國之亂平定後，漢朝中央政府權威空前強大，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急需大一統的思想標準。但是隨著國家的發展，到漢武帝時，日益需要完整、深厚的哲學思想來維護政權的權威。
由於當時的學者還是各尊各道，沒有統一的思想。漢武帝即位後，權臣衛綰、田蚡、竇嬰等主張尊崇儒術，貶抑法家，同主張道家思想的竇太后展開政治鬥爭，建元二年（前139年），竇太后一度得勝。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去世，支持儒家的官員重新得勢。
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徵召天下著名儒生入長安策問。其中著名儒生董仲舒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應「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得到漢武帝的贊同，在全國的思想、仕進上只採用儒家思想的觀點。
此後，漢武帝大量任用儒生為官，同時張湯、杜周等人主張以《春秋》決獄，逐漸使通曉儒家經典成為為官為吏的必要條件之一，儒家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
但是，漢武帝尊崇的儒術同孔子的思想，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區別，這時的儒術，已經成為以原儒家思想為主體，大量吸納其他諸子百家思想的一種新的思想體系。後來的史學家稱為獨尊儒術。
漢後歷代一直將儒家思想作為政權的核心思想，統治了中國歷史的大多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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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武帝獨尊儒術是正確的決定」的說法是絕對有理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是由以下三点决定的。

（一）、政治转轨变型，思想必须改弦更张。

西汉立国之后，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政治上，不得不暂行分封，但为时不久，诸王坐大，“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28）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虽然旋即被平定，由于并未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隐患依然存在。这是长期困扰西汉政府的一件事情，也是景帝留给武帝的一道历史难题。西汉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匈奴的掠夺侵扰。由于汉廷反击匈奴尚无实力。于是采取娄敬“和亲”之策，苟安延年，以待时机。景帝时，已经作了反击匈奴的准备，但未真正实施，这一历史重任又留给了武帝。经济上，西汉初年承接秦末大乱之势，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彻底崩溃。为了恢复经济，西汉政府早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经过文景两朝的薄赋轻徭，励精图治，终于造就了“文景之治”的伟大盛世。

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他一定会奋然跃起，内多兴作，以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而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显然已经过时。于是绌抑黄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必然地提出了。

（二）儒学名高势大，势在必尊。

儒家是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已经名高势大，与墨学并称为显学。随着秦王赢政振长鞭，扫六合，一并天下，法家学说也被奉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后则又“焚书坑儒”，重创儒学，使儒学进入低潮；但“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29）经秦末大乱后，儒学又重新振作起来。至武帝即位，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30）每一位名家都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每一门学科都是儒学的渊薮，所以很容易统摄社会的思想信息。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儒、从儒、如鲁申公自楚返鲁之后，“退居家教，终生不出门”，但其“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31）儒生之众多，儒势之炽烈，儒学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势力和思想家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贵因顺势，才是上上之策，所以汉武帝要独尊儒术。

（三）、实行多欲政治，儒学可用。

汉武帝之前汉代政治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寡欲政治”。但自汉武帝开始逐渐转向“多欲政治”，这就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汉武帝之所以面对百家而对儒学情有独钟，关键是儒学适应他的多欲政治的需要。首先，儒学自身功能完备。此时的儒学，经过吸纳百家，整合体系，阐幽发微，不仅形态完备，精英辈出，而且其势难违，儒学积极入世的性质，特别是它所倡导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随”，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最为投合，诸如《春秋》公羊传开卷即讲“大一统”，这就很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拿来作为政治统一，强化君权的理论依据。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官至长史，“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32）其次《春秋》公羊学既提倡尊王攘夷，又说“复九世之仇”。这正好为汉武帝对外用兵，特别是征讨匈奴提供了一条“最高指示”。这种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是任何其他理论所无法提供的。再次，儒学还可以修饰统治行为。历来的旧统治，其本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但总得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之后才隆重推出。《汉书汲黯传》说：“上（武帝）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吏民巧”三字就是传神之笔，很可玩味一番。汉武帝在封禅泰山时，“颇采儒术以文之。”（33）名臣倪宽为汉武帝行封禅之事，也“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34）汲黯曾当面指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35）此话太过直截了当，直呛得汉武帝龙颜大怒，拂袖罢朝；但又所言真切，他也无可奈何。即使是主张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公开建言“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36）后世据此常说汉武帝阳尊儒术而阴事申韩，此说中肯。这也是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时代经常运用的一个统治术，但也仅是“术”而已。




2009-05-28 13:50:57 補充：
结论：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先后以十一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