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玄武门之变”,有人说是秦王李世民被逼无奈,不得不奋起反抗,可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呢?
历史上,古人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议论不乏其人。司马光认为建成能有“泰伯之贤”,世民能有“子臧之节”,互相礼让,“则乱何自而生矣”,对于李世民最后诉诸武力,则遗憾地表示“贻讥千古,惜哉!”(《通鉴》)。宋人范祖禹认为建成为李渊所立之太子,是“父之统也”,李世民杀他是“无君父也”(《唐鉴》)。类似的议论不一而足,都是对李世民在封建道德上的缺欠不无微词。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认为高祖李渊“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读通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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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论,都是站在封建道德的主观思想上评论的,无疑具有历史痕迹。而按照现代观点,如何评价?下面谈谈个人看法,如有不同意见,欢迎拍砖。
一, 风云变幻论太子
在一些史籍中,对太子建成的记载,多是荒淫无耻,碌碌无为之人,且是对李世民多次无理攻击,李世民是因为处处受迫害,迫不得已才后发制人,发动政变的。
李渊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当然应该以他为嗣君。高祖即位之初,也的确是立李建成为太子,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李建成既然立为太子,如果不发生意外,可以顺利继承皇位的,没有李世民的咄咄逼人,李建成不会发动政变的。问题是,在太原起兵以后,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李世民的功业远远超过了李建成,且李世民本人又气度不凡,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不甘心,也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秦王,必然企图登上权利的顶峰。因此,玄武门之变应该是李世民采取主动,要负主要责任的。
首先,“晋阳起兵,皆秦王之谋”的说法就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李渊留守太原,具有起兵的良好军事基础,早有起兵的想法,原不待世民的一再苦劝。晋阳刘文静早就发现李渊“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刘文静传》),崔善为是楼烦司户书佐,“以隋政倾颓,乃密劝进”,李渊“深纳之”(《旧唐书》,《崔善为传》)。由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诛杀兄弟,逼父退位,不合法地登上帝位,为了替他的夺权进行辩护,史臣所修的《国史》和武德,贞观二朝的《实录》,就尽量贬低李渊在起兵中的贡献,把起兵的首功过多的归于李世民。两《唐书》和《通鉴》因袭了这种歪曲,故多失实之处。
其次,既然起兵之事不是李世民首谋,李渊在起兵之初,成败毫无把握的时候就预许立李世民为太子也是完全不近情理的。尤其是李世民平定全国的功业在当时还毫无踪影,李渊怎么可能抛弃立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先许了李世民呢?由太原南下,西渡黄河,攻打长安的一系列战争中,李建成与李世民常常是并肩战斗,一起向李渊献策,即使李世民的功业稍稍超过李建成,亦相差无几,李渊完全没有必要违反立嫡长子的传统,立次子为太子,自乱其步。况且,当时唐朝新建,李渊父子面临着全国林立的武装势力,在严重的战争面前成败未卜,根本没有可能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仔细斟酌。义宁元年十一月李渊进封唐王,立即以陇西公李建成为唐国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次年,李渊即位,立即于六月“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旧唐书》)。由此可见,最初李渊是按照嫡长子为太子的传统,立李建成为太子的。
,喋血玄武门
作为太子的李建成不可能感觉不到咄咄逼人的李世民的威胁,面对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皇位可能失去的危险,李建成当然不甘心,于是一场你死我活,手足相残的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爆发了。
政变前几天,李元吉曾密奏请李渊杀李世民,李渊说“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李渊最初则动过废李世民王位的念头,在陈叔达的谏阻下,才打消了这个打算,而对李元吉杀李世民的建议未置可否,(《通鉴》)
接着,李建成诸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等五人,李元吉诸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等五人都被杀害。李世民大杀诸侄,可谓心狠手辣,清人赵翼对此说:“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可见当时李世民威势不可一世。政治斗争是无情的,在历史上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骨肉之情不免显得苍白无力,李世民此举亦可理解,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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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李世民取得政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