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五四運動的貢獻

正面評價
魯迅1930年照于上海在中國，魯迅是一位地位獨特的作家。大多數人承認他是最重要的現代作家之一。

大多數人認為他文筆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學」的奠基人。他的小說使用富有創造力的形式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社會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闡釋，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散文詩集《野草》被認為是當時少有的展現出現代主義特質的作品；其雜文，由於特殊的發表環境，在嬉笑怒罵的文字背後蘊含著堅定的政治立場的。這一政治立場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是魯迅思想中最為複雜的地方之一。

葉公超寫《關於非戰士的魯迅》—文，發表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上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粒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

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因政治需要而對魯迅有高度評價。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魯迅評價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7]，並將中共在延安創辦的文學院取名魯迅文學院，後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共產黨掌權後，魯迅的文學地位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高度肯定。魯迅的眾多文章被選為大陸中小學語文教材的課文。現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魯迅研究機構和專門的魯迅研究雜誌。

不過，據2001年出版的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記載，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表示，如果魯迅仍然活著，「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1950年曾有讀者向《人民日報》提問：「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當時任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親自回信答覆「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的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8]

由於魯迅生前反對國民黨的官僚腐化、血腥治國，因而受到國民政府的嚴重打壓。1949年後，魯迅在台灣也一直被當作國民黨的反面教材加以貶低，。

兩岸政府對他的不同的政治化評價，使當代對魯迅的真實思想需要重新澄清。比較重要的當代魯迅研究學者有王瑤、錢理群、李歐梵、周策縱、王富仁、陳漱渝、汪暉、張夢陽、徐麟、王乾坤等。


反面評價
也有不少人認為他是個淺薄的激進主義者，主要是認為他睚眥必報，喜好爭論。批評尤為激烈者為蘇雪林女士，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於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9]，引發與左派作家之間的筆戰。唐紹華認為，魯迅「對任何現實永遠不會滿意，因而變成真正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者。」 [10]

李敖認為魯迅在中國大陸被過分高估：「魯迅象寫《阿Ｑ正傳》和《中國小說史略》，都是非常好的書。可是，魯迅寫的雜文其實不好。第一個，他的雜文是受日本語法影響，也有一種文言文轉過來的，不夠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別扭。第二個，他雜文裏面情緒表達太多，真正的資料部分並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緒字眼刪掉，看的還是資料，就是證據。魯迅缺乏這方面的東西。」「到今天如果有人還說魯迅的文章寫得多好，我必須說，這種人沒有進步。」

魯迅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所謂「中國國民劣根性」持激烈的批評態度，許多作品著重表現中國人的愚昧，例如其作品《藥》以華家和夏家暗喻華夏，把中華民族描繪成一個吃「人血饅頭」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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