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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質民純之世,本著口頭傳播、肢語傳播、符號傳播與文字傳播來生活,祇要能滿足新聞饑渴(news hungry)便為已足。故早期的新聞「定義」,大都頗為言簡意賅。例如,唐初(西元七零五年左右),吾人之《新唐書》卻已點出新聞之功能說:「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又如,十七世紀初在英國出版之《希鼎字典》(Haydn's Dictionary),即解釋北(N)、東(E)、西(W)和南(S)四方所發生的事件,即為新聞,故「東西南北」,曾經多時為節目或欄目名稱。浪漫一點的尚且說,新聞就是新(New/Freshness/Newly happened),新聞不是舊聞,甚而說成係「新(New) 的總和(News)」。不過英文NEWS一字,係源自拉丁文之NEWES,作「如是我聞」,祇能表達新聞五湖四海屬性(天地間皆是新聞,新聞中另有天地),俾作茶餘飯後談興。
新聞原有階級聚焦性。無他焉,新聞成品內涵,往往在紀錄、運載與傳達一種攸關眾人生活資訊(故時至今日有所謂的「營生新聞」),則中古時期影響百姓至鉅、動見觀瞻的王室新聞,同一般百姓消息相比,自然成了注目焦點。我國古代之漢唐《邸報》,史家固稱之為斷爛朝報,即美洲新大陸新移民,在新大陸安頓之後,仍祇將英廷皇家貴族消息,方視為新聞。遲至十九世紀後期,有「報人中報人」之稱的美國著名報人丹納(Charles A. Dana),接掌《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後,為了急於甩脫這種疲態,才為新大陸報紙新聞,下了一個怪趣、但隨後百多年當中,經常令人掛在嘴邊的「定義」----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一誤導性講法,不啻為往後聳動性、煽色腥新聞開了「法源」。其實除此之外,丹納曾經更強悍的說過,「新聞就要令得人拍案驚奇(exclaim)」!
著社會發展複雜化,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與政治思潮在二十世紀之初,席捲全球。新聞屬性由原本之人文傾向,謂係精神食糧(spiritual goods)講法 (二十世紀末頁大陸仍有某些學者以 「精神交往論」為立論課題,其中一個主要論點是,新聞本質,是由記者的心靈深度和廣度來決定的),漸次向市場化傾斜。例如,其後成為新聞學者的華萊煦(M. Walloch),即曾下定義說:「新聞是一種商品,由報紙分配,供給認識文字者以消息,每天把新鮮的東西送到市場,但是具有腐敗性的。……其製造的慎重,品質的優良,以及目的純正與否,均反映了製造者的名譽可以信任與否?若以虛偽代替真實,或者捏造消息,都是欺瞞公眾的信任,對一般人心的健康,不啻是一種威脅。」
新聞商品化極致,成了今日之市場導向新聞學(market orientation journalism)、市場驅動新聞學(market-driven journalism),一窩蜂衍展成了今日之「新聞廣告化」、「廣告新聞化」、公關新聞稿以及罐裝新聞之包裝。伴隨帝國主義而四處肆虐的帝國媒介,也不停在新聞定義上,傳達帝國主義猙獰面貌。例如,十九世紀將結束之際,在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狂潮中,贏得「黃色中的黃色報紙」之稱的美國《丹佛郵報》(Denver Post)負責人龐尼爾斯(F.G. Bonfills),即曾口出狂言的以為新聞可以這樣下定義----羅浮街上一條死狗,比起中國一場水災,更令(美國)人感到興趣!
而在共產思想媖湧之下,馬克斯、恩格斯和列寧等共產巨頭,將報刊視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堅實和開展既得政權利益的武器,極端重視媒介宣傳(為黨喉舌)、鼓動和組織群眾功能,毛澤東則繼承馬列諸人餘緒,將報紙集中和統一,以新聞為政治手段,新聞工作規律於焉喪失。在中國共產黨早期新聞概念中,新聞本質真實無疑是被視為第一㵟,但這個真實,指的卻是看風頭火勢的「政治正確」,令新聞流於「假、大、空」,故而早在一九四四年年中,《晉綏日報》即曾發起過反對記者在新聞中,作虛做假的「客里空」運動,掀起了一陣子高潮。
以新聞作為政治手段
在此四零年代中,希特拉和墨索里尼諸人,更認為「新聞即政治性本身」,厲行法西斯主義新聞理論,透過報紙重複和誇大宣傳,令民眾相信其謊言為真理。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承此極左「理論」餘緒,要報紙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必要時可把「事實」加入「新聞」內。文革之後的九十年代初期,向來主張「新聞歷史一論」的新聞學者甘惜分教授,對於媒介仍把「舊聞變新聞」的做法,仍大生不滿。相對之下,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所提出的「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報導」,新聞行家陸定一力主事實在先,新聞(報導)在後,則殊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