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史 行漢法

盡管元朝（1271年—1368年）尊重儒教，但不徹底，這是元朝強大的最主要原因。元朝有點像中國最偉大的時代春秋戰國，科技真正的世界第一。元朝的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有高的成就。天文學居于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地位，數學、醫學也都在世界先進之列；戲曲與小說創作繁榮，涌現關漢卿等一批優秀的劇作家。元曲成為與唐詩、宋詞並稱的中國優秀文學遺產。由于蒙古的勢力擴展到了西亞地區，使得歐洲與元朝中國的交往更加頻繁，技術交流更加迅速。元朝的經濟仍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泛種植等都超過了前代。因漕運、海運的暢通及紙幣的流行，商業在元朝也極度繁榮起來，使其成為當時世界上相當富庶的國家。元軍曾入侵周邊一些地區，如越南、日本以及爪哇（今屬印尼），其中以入侵日本的戰爭最為著名，通常認為台風（日本人稱之為“神風”）是造成失敗的最大原因。 後來，儒家化後，也就是所謂的“漢化”，元朝失去侵略性或者叫進取心，版圖不再擴大。類似的遼金也因為采納儒教而衰落。元朝開創了世界上第一次“互聯網”，其采用的人才也是多民族的，比如宰相職位，有藏族，漢族，阿拉伯人，蒙古人，等等。遠比唐朝更開放。在消滅南宋前，統治者忽必烈為了方便管治中土，就已在中土開始開始行漢法，建立了一套以傳統中國中央集權作藍本的政治體制，使用中原的統治機構來統治人民，並在朝中任用了大批儒臣，包括劉秉忠、姚樞、許衡等。後來，又恢復了科舉制度，尊崇孔子，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並對孔子的家族、弟子等加封了種種稱號。延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復科舉制度，將儒家學說中的程朱理學定為考試的主要內容。從此程朱理學成為元朝（以及其後的朝代）的官方思想。至正三年（1343年），元惠宗下令修撰遼史、金史、宋史三史，至1345年修成。然而，由于不少中亞汗國君主以及蒙古王室成員都不滿忽必烈行漢法的舉動，故忽必烈的漢法也施行得不徹底，忽必烈晚年也漸與儒臣疏遠，因此漢法並未成為一套完整的體系，如科舉制度終元朝也不過舉行過約十屆。 因為元朝沒有徹底儒家化，科舉次數少，因此，受到後世儒教弟子的玩命誣蔑和丑化。從宏觀的角度看，元代科舉的停廢，給社會帶來的沖擊是有限的，決不能夸大。前面說過，即使是在科舉盛行的宋代，也只是不到應舉的百分之一的幸運者，能夠獲得金榜題名的殊榮。如此說來，科舉在宋代已與多數士人無緣。而南宋地狹員多闕少的狀況又把已經及第甚至入官的士大夫擠出圈外，也讓渴望進入圈內的士人失望。流向地方的士人的人力資源與發達的商品經濟所形成經濟實力，兩者合流，促進了地域勢力的發展。而元代科舉幾十年間的停廢與儒戶制度的建立又將士人徹底推向了地方。明清兩代雖然科舉得到完全恢復和發展，但強勢而多元的地域社會業已形成，無法改變。如同舊日所說的出將入相，士人也是出官入紳，或者是就地為紳。強勢而多元的地域社會既是中央集權的基礎，又與中央集權相抗衡，二者相反相成。 從微觀的角度看，元代科舉的停廢，其積極意義要大于消極意義。先以學術藝文觀之。程頤說過，“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士人一心習舉業，便無暇也無意他顧。而元代一時科舉停廢，正如元人戴表元所言 “科舉學廢，人人得縱意無所累”，士人擺脫束縛，得到解放，無論學問研究還是詩文創作都有長足發展。再以道德觀之。舉業所習，科舉所試，均是道德文章。創意者本意不錯，無奈即使是道德說教文字，對于舉子來說，也畢竟只是一塊敲門磚。為了應試，內容可以倒背如流，但卻記不到心里。一旦功成名就，便拋棄到九霄雲外，把道德教誨用于實踐者不多，抵不住商品經濟的誘惑，貪婪者甚夥。關于這一點，清代的一個理學家已經痛切地指出: “若只從取功名富貴起見，便是懷惠。是終日讀書只做得小人工夫。這個念頭熟了，一旦功名富貴到手，不是將書本盡情拋卻，徹內徹外做個小人，便是將聖賢道理外面粉飾，欺世罔人，敗壞世道。病根都是從習舉業時做起的，豈不可嘆! ” 元代科舉廢胥吏興，雖然也有弊病，但如前所述，較之“道德”官僚，行政事務交由“技術”官僚來管理，在業務熟練程度與效率上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應社會變化趨勢而停止或廢除科舉，也可以說是一種進步。元朝後期，特別是1340年代中後期至1350年代期間，自然災害頻有發生，黃河地區水患尤其嚴重。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發生了河南趙丑廝、郭菩薩領導的起義。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發生的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起義。1368年，元惠宗逃離大都來到上都，隨後又逃到應昌。他繼續使用大元國號，並組織反抗，失敗後于1370年在應昌去世。元昭宗即位後繼續北逃至漠北，並多次與明軍交戰。北遷的元君臣一直沿用“元”這個國號，史稱北元，直到1402年鬼力赤即位。

2009-02-16 17:46:32 補充：
p.s. 不能簡單說好處壞處, 要從是否推行時是否徹底以及制度建立否兩點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