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比較漢唐宋科舉制之得失。

　漢代的選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開放政權制度。蓋自戰國以來，政權雖己從貴族中漸漸開放，但就是高祖以平民身份建立漢朝，所用者多為功臣及近親，至於中下級官吏的出身，主要為貲選，即以資財而得官，亦非全面的開放政權。而漢代之察舉制度，至漢帝時可云為大略己定，自時各地之人材，只要其行著於鄉里，其治積可為人所頌，則自可在政壇上有所作為，不再為出身或財富所限。

對於科舉制的流弊，唐人早有批評，大略言之，若有下列數端：
科舉制中，以明經進士二科為要，然明經徒誦經文，進士只重詩賦，所習無益於治道，與實制政事脫節。其他諸考試範圍大，學士屢月以窮經，只好務求鈔略，故所學非精。
　而通關節，以私人關係托主考官幫忙，甚至進行賄賂，威迫為唐代科舉制之大問題，唐代舉人常有先託顯達，以姓名告知考官，並以作品獻閱，如無權勢可援，便只有投詩干謁。<<文獻通孝>>記：
「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日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名之日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
白居易即以原上草為顧況所賞識，聲名大躁而得第。至於考官取士，又往往注意時望所歸之文人，據<<唐語林>>所記，顏標應試，待郎鄭熏以為是顏魯公之後，取為狀元，及謝恩日始知誤取；或受權門所託，如仇士良迫主考官取裴思謙為狀頭。
　舉子在應試之前，為了造成聲勢，便自我宣傳，住住互結為朋黨，一面可以彼此聲援，一面可以排斥異，己當時稱為「結棚」，推有聲望者為「棚頭」。結棚之後，便走謁權門貴戚，打通關節，若放榜不能登第，便喧嘩叫囂，如果及第，則互通名籍，到主考官中拜謝，自稱門生，座主門生之關係終身存在，唐憲宗以後之牛李黨爭，牛黨的一個重要凝聚力便是科舉中的座主門生關係。
　進士之盛，亦造成唐之士風輕薄《新唐書‧選舉志》說：「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新科進士習慣於日放榜翌日，聯合拜訪主宰相，繼向主司及吏部謝恩，又繼而會宴於長安之曲江中，謂之曲江大會。會宴之日，教坊為之奏樂，市人空巷以觀，富貴之家每於是日擇婿。時人重視進士及第若此，進士往往自恃才華，縱情聲色，出入平安里狎妓，視為尋常事。《唐摭言》所記進士及第者留宿平安里時所詠之詩，纏綿綺艷，不知人間差恥事，由此可見當日士風之佻薄。
科舉制亦造成政治上之臃腫弊病。按當時科舉錄取雖有名額，而報名投考則無限制，於是因報考人無限增加，錄取名額亦不得不逐步放寬。而全國知識分子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無法安插，只有擴大政府組織，唐代前後三百年，因政權之開放，參加考試者愈來愈多，於是政府遂設有員外官，候補官，所謂士十於官，求官者十於士，士無官，官乏祿，而吏擾人，這是政權開放中的大流弊。
宋代科舉制多承唐，故優點亦多相同，先由得人之盛而言之，由於宋代優禮文人，提拔文士，故雖寒素書生，白屋之士，皆可應考，所得人才甚多，如三蘇父子、司馬光、王安石皆由此進。南宋以後，半壁江山，亦有李綱、宗澤、後有文天祥、陸秀夫忠精為國，故宋代科舉能以考試得人。
宋制亦進一步打破門閥，所取錄者的出身可以擺脫自漢末以來的為大族所佔的情況。孫國棟曾統計出北宋六百三十二位具進士資格的官員，只有百分之十三為貴冑出身，而沒仕宦背景的佔百分之五十八點四（３６９人），北宋宰輔出身於布衣者，亦佔百分之五十三點三，居二分一以上，可見宋代的科舉制度，一直維持了相當高的社會流動性，平民的參政機會亦大。
宋以策論取士，着重理解，發揮己見，使學術思想發逹，而散文亦因此得到很大發展。司馬光、歐陽修、三蘇之文，議論透徹，氣勢迫人，皆與宋科舉有有關
　　舉子殿試合格後，由政府授以官職。唐代舉子則須應禮部試及吏部試，及格後才可除官。而每科及第的人數亦較唐為多，學者統計出平均每次考試取錄人數近八百五十人，可以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高的數字，而宋代的冗官問題亦由是而生，嚴重影響行政及政府財政。

唐宋比較








唐


宋



內容


州縣試、禮部試，雖設有殿試，但未有定制



解試、省試(禮部試)、殿試



釋褐試後授官


及第授官



公卷，行卷，主試者可不問成績高下，逕自錄取知名之士


規格嚴格，定等高度保密，嚴禁請託



每年舉行，名額有限，約數十人


三年舉行，名額增加，約數百人



影響


得人甚多



開放政權


進一步開放政權



朋黨之爭







造成冗官



促進唐詩


促進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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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比較漢唐宋科舉制之得失。

就形式而言:唐代官辦學校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出身學生稱為「生徒」，修業期滿可應省試。各地士人亦可懷牒自列，向本縣、州，投報考試，合格者再上京師應試，稱為鄉貢。唐初以生徒盛，中葉後以鄉貢多，雖然鄉貢為私校出身，但貴家子弟其後加入鄉貢以求出身，京兆府每年取錄者權貴子弟十得七八。宋代欲以學校配合考試，甚或有倡學校取代科舉。慶曆三年，范仲淹上十事疏言精貢舉。先考士人操行。仁宗慶曆新政中，推行仕國州縣建立學校，又規定士人要在學校讀上三百天以上，方可參加州縣發解試。神宗王安石變法倡議三舍升遷之法，以學校統一選舉，統一道德，雖得神宗支持，惟神宗死後，新政失敗，終南宋之世仍舊恢復州郡發解的形式舉人。

就科考內容而言: 唐代以進士特重。此因進士重詩賦，天子喜好，傳統經學未見地位。宋初六考詩賦論策，但國運日蹙，時務之迫切，論策大義成為科考內容。唐代明經分帖經與墨義，每十帖答對六帖為及格，墨義即要先將前人注疏背出才能繼續作答，至玄宗二十五年加試時務第三道。明經每年取百名，進士每年三十名，考雜文、帖經、策問三場考試。 宋仁宗嘉祐二年規定「進士殿試，皆不黜落」以配合重文政策。考試內容亦因內憂外患而漸重實務策論，王安石撤消明經諸科，獨留進士，廢詩賦、帖經、墨義，改試經義、論、策，並置三舍升遷法，著《三經新義》，惟兩宋大多時間仍以詩賦、經義二科為主。

就考試規則而言: 唐代考試規則有欠嚴密，沒有防止作弊的措施，且行「公卷」、「通榜」制，廣納眾議，以定考生優劣。宋代考試規則趨向嚴格，實行「鎖院」、「糊名」、「謄錄」等防止作弊的措施，並廢「公卷」、「通榜」制，以考生的考試成績為錄取的唯一標準，並定三年一考，為明清各朝科舉所因襲。

唐代以科舉代替九品中正取士，開放政權，收網羅人才之效，其科目甚多，常選有二十種之多，較之兩漢州郡察舉和魏晉九品中正制更為公平、客觀和合理，為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大進步。士子憑本身才智，晉身朝廷，打破魏晉南北朝以來豪門世族壟斷政治之局面，消融社會階級之存在，間接助成國內風俗教化之統整，有助鞏固政權，文治精神更為牢固。唐代以考試選才，開放仕途，平民得以參政，致人才鼎盛，名相輩出如房玄齡、姚祟等。 另一方面，唐代科舉對當代士風、政治方面帶來不良之影響。 首先唐代科舉除考卷外尚有通榜、溫卷制，科舉考試亦欠嚴密安排，造成士人卑躬屈膝，請托之風盛行。此外，鄉貢地位高於生徒，造成唐代學校不發達，國家無教育而空懸一格以考試，士人淳厚風俗日去，治化益衰。又應考人數日增，取錄名額相應提高，造成冗官日多。又唐代應進士科者多為寒門子弟，士族子弟則多應明經科，為爭逐官位，各自結成朋黨，互相排斥，引致牛李黨爭。於學術上唐代科舉重視詩賦文章，雖引發唐代文學興盛，然亦使唐代士風流於輕薄。 史家陳寅恪更批評:「唐代新興之進士--- 尤其放浪不羈之風習，故唐之進士科與妓女文學有密切關係。」士子忽略技藝之鑽研，造成日後科技發展緩慢。此外，唐科舉進士以詩賦取士，缺乏行政知識及經驗，容易造成詩賦日工，吏治日壞之現象，明經多重記憶注疏，意見疏陋。總言之，科舉制度成為日後各朝選拔人才之方法，影響深遠，中國耕讀社會之形態遂由此而成。

宋代科舉正面而言: 宋代採用多種辦法來杜絕考官徇私，並廢掉唐代的「公卷制」，免去考官與考生的從屬關係；遠較唐代的科舉公正，能全面開放仕途。又宋代科舉策論和詩賦並重，學校教育亦配合科舉的應考範圍，促進了理學和文學的發展。惟宋代重文輕武，不斷放寬取士的名額，雖然造成人才湧現，但久之亦造成冗官充斥，虛耗了國帑。宋代士子獲選後即授官，官吏往往缺乏從政經驗，長於理論而拙於實踐，令行政效率降低。宋代自王安石變法，欲變學究為秀才，但秀才終變為學究，因策論漫無標準反不如詩賦有準可循，結果策論走向形式華麗，行三舍法，士人為求入學，和上升上舍，「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造作虛譽，奔走公卿門者如市。」南宋葉適謂宋代科舉壞盡天下人才，宋人未有為士之心只有為官之意，宋代之亡在尊學術之過甚之故。宋朝規定士人多次落第仍可賜同科出身，故宋朝科舉只是燒殘士子之心，「是故亂不起中國而起夷狄」，但人才害於科場行文考試，所學非所用，中國內部人才之衰落亦自宋始。

2008-12-29 16:54:31 補充：
漢無科舉，提拔人才是以察舉制為主。三國時，察舉制崩潰，魏國陳群改以九品中正制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