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憂國憂民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曆盡艱險。在陝北，他曾經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隱了的長安，他曾經親眼看到胡人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為了獻身恢復事業，他隻身逃出長安，投奔鳳翔。“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從這些詩句也就可以想見當時的艱險和困苦。脫賊後，他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卻又很接近皇帝的諫官。就在作諫官的頭一個月，他因“見時危急”，上疏營救房官的罷相，不料觸怒肅宗，幾受刑戮。從此他屢遭貶斥，但也因而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在由鳳翔回鹿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像，他和父老們，和送孩子上戰場的母親們哭在一起。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七五九年七月，杜甫棄官由華州經秦州、同穀，曆盡千辛萬苦，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七六四年，嚴武再鎮蜀，表薦杜甫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人因稱“杜工部”)，他曾度過六個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為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在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為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竟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後的懷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時代，要作關懷人民疾苦的詩人，他的身後，自然是蕭條的。八一三年，僅由他的孫子杜嗣業“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陽的靈柩歸葬偃師。詩人的遺體還漂泊了四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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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憂國憂民

杜甫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后人稱他為詩聖，稱他的詩為詩史，并與司馬遷的史記等同。
杜甫是詩人，當然要看他寫了哪些天下為公的詩，寫了哪些憂國憂民的詩。
杜甫在“出塞前”寫道：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充分表現了他反對戰爭憎恨戰爭的情懷。
杜甫在『閣夜]中寫道“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還有“夜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詩人親臨戰爭的場景，看到田野人家聽到戰伐消息而痛哭。深深為人民憂慮.
『兵車行』中寫道:“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詩人傷痛之情表露無遺。戰爭帶來的不只是人命的傷亡，接踵而來的是重稅和征兵。再看『兵車行』中詩人怎樣寫。他寫道：“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一句租稅從何出，代表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吶喊！在『三吏三別』中描寫為了戰爭連小孩子都捉去打仗，（現代越戰打到最后槍口對準的居然是婦女）。『石豪吏』中描寫一家三男新戰死，連老翁都不放過。正是“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新婚別』『垂老別』等等詩篇，讓我們看到戰爭的殘酷，正如詩人所寫：“積屍草木猩，流血川原丹。”
杜甫寫出了人民的疾苦，又同時寫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懂死骨”的對比。（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強烈的對比，激烈的抨擊，詩人的一心為公盡在不言中。
詩人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歷代中國兒童都要背熟無人不知的詩句，因為詩人強烈的愛國熱情使草木為之感動濺出淚花。而詩人憂國憂民的最高境界就是『矛屋為秋風所破歌』。詩人在這首詩里表達了寧愿牺生自己，成就天下人的偉大情操。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是多麼神聖的境界！有人說莎士比亞是僅次於上帝的人，耶穌是聖人，是天上的父，我們中國人的杜甫是不是聖人？耶穌一個字都沒寫過，（都是先知寫的），杜甫留下的詩史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寫，那樣的沉郁頓挫，那樣的豪情壯志，那樣的憂國憂民，那樣的天下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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