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州牧割據的影響

東漢的州牧割據是東漢政權的致命傷，而整個東漢政府在靈帝以後，已完全被割據的州牧控制了。其起因與唐代的藩鎮割據有頗相若的地方，現析述之。



首先，兩漢地方權重，為天下趨向分裂埋下了伏線。兩漢地方行政長官郡太守，地位甚高，秩二千石，與中央政府之九卿略相等。此外，郡太守可在郡上自辟屬官，並能自由主持地方的政事、財政和軍事。由此看來，兩漢郡太守之權位甚重，儼如古代的諸侯。另外，由於僚屬均為郡太守任用，因此僚屬十分效忠於郡太守，使其地方上的勢力更加鞏固。



而中央政府為了了解地方行政，便派遣刺史作監察之職，此溯源於武帝時。漢武帝於郡之上設立十三部刺史，而其權只限於以「六條」問事。所謂「六條」，皆在糾察郡太守和相國，提防其濫用職權、勾結豪強、侵擾百姓。而刺史的品秩僅為六百石，亦無固定的治所，每年需巡行轄境內的郡，屬於位卑權重的官員。但他們只有監察權，並無行政及軍事之權。然而，地方職事越多，州刺史所糾察之事就越紛繁。因此，刺史之權力已超出原有的「六條」以外，故西漢成帝時，已有「更名牧，秩二千石」之舉，但不久即被取消。



另一方面，西漢時地方有郡都尉之職，是地方之武官，轄於太守。但至於光武帝時，為了節省財政開支及軍權，把地方軍隊取消，同時亦廢郡都尉之職，改由郡守兼任此職。此時，郡守的權力便得以提高。與此同時，光武帝亦恢復刺史之職，並且將其品秩增至二千，賦予其更大的權力。由於郡守、刺史權力不斷膨脹，因此有野心的刺史、郡守漸漸萌生對中央的離心力。



再者，在刺史的轄管範圍內，他們無事不可過問，儼如一個國之君。不但這樣，在漢代察舉制中，士人的晉身關鍵全操縱於刺史之手。由此觀之，刺史可謂操縱了士人們的一生榮辱，於是在士人之心目中，產生了二重君臣觀念，形成了地方對中央日益離心，引致日後州牧的割據。



黃巾之亂後，東漢朝廷已無力制止地方的動亂，因此出現了改刺史為州牧的言論。當時宗室劉焉認為刺史權輕，難以遏止民變，乃建議改刺史為州牧，正式賦予其兵權、行政權，以便對付黃巾動亂。十餘年後，黃巾雖平，但州牧的地盤意識及軍隊的私屬觀念開始萌生，州牧下之僚屬視州牧如君主，又無天子觀念，故地方勢力日增，不久便演變成軍閥割據的局面。



而應付羌患亦是造成漢末割據之端。由於士大夫見朝廷事無可為，惟有擁兵以對付羌患。而勦羌軍閥的兵士，由於長期與羌作戰，所以他們皆驍勇善戰。而當他們的勢力日益膨脹時，野心亦會隨之擴大。此舉不免對中央產生了離心力，從而形成了一股地方上的割據勢力。



另外，何進密謀殺宦官，亦是東漢州牧割據形成之關鍵所在。靈帝死後，何進以大將軍身份輔政，並與袁紹密謀殺宦官。可惜事洩，何進因而被宦官所殺。於是，袁紹乃舉兵諸殺宦官二千人。不久，董卓擁兵入洛陽，專擅朝政，並廢少帝改立獻帝，引起袁紹之不服。然後，袁紹便號召東方州郡討伐董卓。這些州郡藉討董卓為名，各務兼併，連戰不休，並公然割據稱雄，各霸一方，進而發展為互相混戰的局面。



東漢的州牧割據，不但對東漢皇朝構成影響，而且還涉及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



首先，州牧割據對東漢當時社會經濟造成負面的影響。州牧割據，連年混戰，令社會經濟破產，亦造成國家財政枯竭，導致民生日困。而且在軍閥管轄的環境下，他們時常向人民徵收款項，以支持其軍力。因此，人民的生活更為痛苦，社會經濟亦出現萎縮。



此外，州牧形成特殊的勢力後，視中央如無物，後來曹操挾獻帝於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使東漢政權名存實亡。而後來曹操死了，子曹丕繼位，便廢帝自立，自此漢室就走上了滅亡的道路。



另一方面，自董卓起亂，州牧便乘機割據混戰，釀成天下分崩之局面，最後演變為魏、蜀、吳三國鼎立之局面。此後，中國除了西晉曾短暫統一外，其餘都是天下分崩的時期。這段時期，史家稱為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



中國分崩了三百多年，直至到楊堅篡北周自立，建立隋朝，再南下平陳，一統天下，才結束這四分五裂的局面。

　东汉末年，为了镇压黄巾起事，朝廷不得不借助地方力量，令各地州牧掌握兵权。董卓进京，靠的就是他在凉州刺史任内拥有的兵权；袁绍、韩馥兴兵讨伐董卓，也是联合各地拥兵的州牧。此后各州牧又互相兼并，已形成州牧割据局面。建安元年(196年)主要的割据州牧有曹操据兖州，公孙度据辽东，刘虞、公孙瓒据幽州，袁绍据冀、青、并三州，袁术据扬、豫二州，陶谦据徐州，刘表据荆州，刘焉据益州。还有些虽非州牧，也据地自雄，如孙策据江东，韩遂、马腾据凉州，张鲁据汉中。各个割据势力彼此互相攻伐兼并，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在州牧割据的情况下，东汉已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