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ical member 和unoffical member 有甚麼分別?

早在殖民地時代，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工作會議甚至會在太古或匯豐的大班辦公室舉行，那更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結」。殖民地的管治原則就是把香港非政治化，使它在統治上不需要面對一個成熟公民社會產生的種種訴求及壓力。同時英國也不想在財政上負擔香港，因此更加鼓勵它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純經濟城市。在這些大原則底下，英國在香港施展了典型的殖民統治手段，那就是籠絡一批「商界精英」，或者委任他們當議員，或者請他們出任各式各樣諮詢架構的顧問和成員。準確點講，正如顧汝德(Leo F.Goodstadt)在其近著《UneasyPartners》所說，「商界精英」不只是商人，還包括了律師、會計師等與商界關係密切的一眾專業人士。殖民政府一方面相信這批精英能夠反映社會上不同階層的訴求，更重要的卻是要透過把握他們來控制香港社會。
所以說: 殖民地時期，行政局以官守議員為主導，非官守議員角色明確，就是要透過本身在業界的地位，為政府政策作游說及吸納意見，加強政府與社會精英及特殊利益團體的溝通，同時為決策引入官僚以外的思考角度。(葉健民, 2007年07月03日)
也難怪這種做法的歷史因素: 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實行總督專權制度，他有權任用所有公務和司法人員，及委任輔助其決策及立法的行政、立法兩局的議員。初期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盡為官守，很來為了向聚居香港的英商徵稅並作安撫，才委任其代表作非官守議員。當時華人領袖晉身立法局，既代表其商務買辦的重要性，也為了方便港英政府實行間接管治。 間接管治是英式殖民地管治的一種特色，與法式殖民地的文化融合模式成強烈對比。在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施政對象基本上限於歐洲人，而歐人與華人作隔離聚居。政府內設一華民政務司，專管華人事務，實質上透過華人社團領袖按傳統習俗與律例去排難解紛，形成一個二元社會結構的格局，官民互不相干。那時華人也只視香港為一暫居地，或是經商、逃難之所，總之對殖民地政府也無所求，因而也談不上甚麼爭取政治參與或民主了。
而且這種吸納精英的手段在劉兆佳和金耀基等學者的研究之中，成了香港社會穩定的美麗理據，把政治上的可能紛爭化成行政上的技術問題，推遲了真正民主化的進程。直到今日，仍有不少「保守派」相信這些偏重商界精英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區議會的委任議員、各種由極小圈子產生的諮詢架構和法定組織，要比全面普選產生的民主政府更有效更「均衡」。可是如果回頭細看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歷史，就會發現像印度和斯里蘭卡等殖民地，早在1930年代就開始有限度的民主選舉了。香港之所以成為最後一個引入選舉的殖民地，是因為香港絕大部分的居民都沒有背棄對中國的民族感情，使得港英特別懼怕民主制度會成為中國勢力得以滲入的木馬，故此它寧願信任一批比較「忠貞」比較受控的精英。歷史之諷刺莫過於此。
「官商勾結」或者說「精英集團統治」，不是特區新現象，而是殖民政府的慣技，現在則被視為「行之有效」的原理而延續下去。但特區和殖民地還是有個根本分別，那就是以往的港督來自遙遠的倫敦，現在的特首卻乾脆由精英集團組成的800人選舉委員會產生，這簡直是在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來源上確認了「官商勾結」。今日還有很多商界精英跳出來，藉數碼港和西九文娛區事件發炮指摘「官商勾結」。這不表示這些精英大徹大悟，反對殖民地式的「精英集團統治」，只是說明了特區政府在擺平精英集團內部利益分歧的手段上不如港英。換句話說，何鴻燊等人不是反「官商勾結」，只是反對分贓不均罷了。
總而言之，香港的問題根源不是什麼「時代精神」，更不是港人不信任中央的心態，而是它的體制仍然保留在殖民地年代(以上所說還只是其中一端而已)。雖然當初保留這些體制的理由之一是為了解決港人的信心問題，但今天它卻造成了實際困境。如果我們不拋開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徹底反省並且改造香港的殖民體制，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回歸、真正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