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對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影響

馬禮遜對華人的影響

如果說1582年明朝末年來華的利瑪竇，是具影響力的天主教傳教士；那麼，英國的馬禮遜就是具影響力的入華新教傳教士了。他的影響力，不只是傳教的工作，也在於把西方文明和科技新學介紹給中國人。

首先，馬禮遜到中國宣教，也創立教會，讓更多中國人認識基督教。中國禁止傳教，他艱辛地工作了27年。初期只有蔡高一人受洗，而27載的宣教工作，到1834年去世，也不過見到十人皈信基督教。可是，馬禮遜卻是不折不扣的中國宣教開路先鋒。

馬禮遜看重研究中文的裝備，又繙譯不少英文作品。經過12年零三個月的時間，馬禮遜終於完成全本中文新舊約聖經的翻譯。當中有米憐協助翻譯《約伯記》、舊約歷史書部分；而馬禮遜則負責舊約聖經其中26卷書，及新約聖經其中13 卷書。接著有《華英字典》 及多種繙譯工作，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有重大貢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長聲，在他所著作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指出︰“基督教的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在中國開始傳播……是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譯成了。基督教的全部教義得以完整地介紹給中國，馬禮遜是第一人。”

另外，理雅各博士受馬禮遜影響，繙譯《十三經》為英文（由王韜協助）。此外，其他各國的傳教士後來多有成為漢學者，如英國的麥都思、湛約翰；美國的裨治文、衛三畏等皆直接或間接受馬禮遜影響。後來的傳教士，如李提犘太，更協助創立廣學會，從事繙譯傳教的書籍及介紹西洋文化學術的專書，對中國近代思想與科學，均有極大影響。

由於在中國傳教十分困難，馬禮遜便組織“恆河外傳教會”，以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為根據地，透過辦學及出版刊物等方法傳教。馬六甲離中國不遠，海路交通方便，華人又多。因此，米憐就負責在馬六甲辦學，而馬禮遜則主力在澳門及南洋華人中傳教。

馬禮遜與米憐牧師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培養華人以作傳教準備，他是教會在華人社會中辦學、訓練華籍人才之始。其後英華書院遷移至香港，後來教會辦學之風甚盛，如基督教所辦的燕京大學及聖約翰大學，均負時譽。

1815年8月5日，由馬禮遜與米憐編的中文定期刊物《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創刊，及設立印刷所，出版中外文刊物，一方面在華人中，培養返回中國內地傳道的人才，另一方面為外籍人傳授中國文化，特別是培訓掌握通曉中國語言能力的人才，為將來前往中國提供條件。在傳教士創辦的刊物中，以《察世俗》（1815－1821）為最早。這也是迄今為止，報刊界公認近代中文報刊，創始的標誌性刊物。

以上參考來自http://www.bridge.org.my/gospel/n9-04.htm

馬氏在歐洲提倡研究中文，又繙譯不少英文作品，溝通中西文化。他的中文成就，可說是歐洲漢學家的第一人。他完成第一部中文的《新舊約聖經》、《華英字典》及多種繙譯工作，於中西文化的溝通，有著重大貢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長聲，在他所著作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指出︰「基督教的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在中國開始傳播，這是天主教在華活動了二百多年所沒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譯成了。基督教的全部教義得以完整地介紹給中國，馬禮遜是第一人。」可見馬禮遜貢獻之大。另外，理雅各博士之繼起繙譯《四書》為英文，並牛津大學中文系教授。此外，其他各國的傳教士後來成為漢學家者亦輩出。如英國的麥都思、湛約翰；美國的裨治文、衛三畏等皆有直接或簡接地受其影響，於中西文化交流有莫大貢獻。後來的傳教士，如李提犘太，更協助創立廣學會，從事繙譯刊印傳教的書籍及紹西洋文化學術的專書，對中國近代思想與科學，均有極大影響。

馬氏與米憐牧師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培養華人以作傳教之準備，為教會在華人社會中辦學、訓練華籍人才之始。其後英華書院遷移來香港，為香港及近代中國培養了不少人少。後來教會辦學之風甚盛，如基督教所辦之燕京大學及聖金會的聖約翰大學，均負時譽，對於我國近代社會、文化及科學，有莫大之貢獻。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傳教士在華所開辦的學校約有350所，學生有6000人。同時，留學到外國的風氣漸漸開始，最初的留學生為馬禮遜學堂的三名高年級學生容閎、黃寬、黃勝。對於教育方面，有助作育英才，馬禮遜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努力，貢獻甚大。

以上參考資料來自http://hk.geocities.com/joseph82dec/malishun.htm

在许多方面，马礼逊都有首创之功。作为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鼻祖，他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均被其后的新教传教士乃至天主教士所继承发扬。他在华的27年里，一直受雇于东印度公司担任中文翻译，但他并未专事行政，而总是以传教士自居，从不让公司的事务妨碍他的本来工作，即编撰字典和翻译圣经以促进传教。在此期间，马礼逊确立了被称为“无声传教”的文字传教策略：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并著有《通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等汉语研究著作，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初尝试。因他对中国语言的研究，在1817年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1815年，他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被誉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山鼻祖”。这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继其之后才有《特选摄要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中文期刊的创办；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创办英华书院，为第一所教会学校，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1827年，马礼逊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在其感召下，美国传教士伯驾作为第一位医药传教士被派来华。
　　上述所为，均是马礼逊开创的被称为“无声而有效”的文字传教策略。马礼逊来华之初，雍、乾时期实行的禁止天主教传教的禁令仍在继续。面对清廷的禁教令和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森严的文化壁垒，马礼逊采用文字、医药等方式传教，不无效仿利玛窦“学术传教”之策，希望通过介绍西方基督教文明，使异教徒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借此达到皈依异教徒的目的。只是，时势已与利玛窦时代不同，由于雍乾时期西方对中国急剧增强的军事和商业压力，使马礼逊文字传教的收效与利玛窦时代已难以相比，在27年间，由马礼逊直接施洗的人数仅有10人，但重要的是马礼逊为后来的传教士准备了初步的然而却是大量的中文基督教书籍，若没有马礼逊来华奠定基础，则不会有米怜、郭实猎（腊）、裨治文等英、荷、美传教士的相继来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也就不会那么丰富。
　　从1808年马礼逊开始编纂《华英字典》，到1828年《广东省土话字汇》出版，马礼逊在20多年的时间里，著述了许多有关中国语言的著作，尤其他编纂了达三部六卷之巨篇的《华英字典》，这在历史上尚属首例。他的汉语著作为西方人学习中文提供了便利，尤其是他坚持学好一种语言必须深刻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风俗、礼仪宗教等内容的宗旨，使他的每部汉语研究著作都是有关中国的“资料信息库”，西方人藉此加深了对中国文件的了解，在欧美汉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馬禮遜是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他所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第一个在中国把《圣经》完整地译成汉语的是马礼逊。马礼逊来华的主要使命，就是将《圣经》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他在以前天主教传教士翻译手稿的基础上，从1807年马礼逊到达广州后不久，就开始翻译《圣经》，到1819年，将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成中文。 1810年译完《使徒行传》付梓。1811年和1812年又译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至1813年全部《新约》译完，1814年出版。与米怜合作于1819年11月完成了《旧约全书》的翻译，1823年在马六甲将全部《圣经》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共21卷。《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为《新遗诏书》。《新约》部分由马礼逊独自完成，《旧约》是米怜和马礼逊共同完成，所以有人又把这个译本称为“马礼逊米怜译本”。米怜翻译的部分是《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记》、《以斯贴记》、《尼米希记》、《约伯记》等，这些均经过马礼逊的校阅。
《华英字典》（又译为 《中国语文字典》）的编纂，开始于1808年。马礼逊编这部字典的初衷，是给以后到中国活动的传教士提供方便。东印度公司对这项工作也非常重视，为此拨了一万二千英镑给马礼逊，并同意由东印度公司设立在澳门的印刷所承担印刷。
　　马礼逊经过七年的艰苦劳动，在1815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书名为《字典》。这卷是马礼逊按照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的，汉、英对照，按汉字笔画分成二百十四个字根排列，书后还附有字母索引。
　　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在1819年出版，书名为《五车韵府》，根据音标按英文字母编排。1820年续出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在附录中把汉文书写体按拼音分别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列出。
　　第三卷于1822年出版，书名为《英汉字典》，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解释颇为详尽，例句都有汉译。
　　整部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有六大本，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全部由马礼逊独自编纂，前后历时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巨著，成为中国英汉、汉英字典的嚆矢。
除《华英字典》外，马礼逊还著有《通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和《广东省土话字汇》等文学著作，并撰写大量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其汉学研究影响巨大。有英国“汉学之父”之称的乔治斯当东认为马礼逊是“公认的欧洲第一流的汉学家”。（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美国人亨特甚至称马礼逊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美]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