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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文教概況-右文政策
鑒於前朝五代十國武人專政,士風薄弱的情況,宋太祖、宋太宗為了鞏固宋之政權,採取了右文政策,也稱作重文輕武政策,內容如下:
大開科舉之門:
宋代承唐之科舉制度,但取錄人數卻遠比唐科舉為多,雖然宋太祖時進士科只歲取十人,但太宗時逐步放寬,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取進士一百九十人,端拱元年取進士數百人。真宗咸平三年一次取二百七十一人。這些士人就是政府內的大小官員們。故皇帝、士人、官員都重文興武,文教自然發達,士人如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既為官,也是有名的文學、史學家,他們都是科舉進士科及第出身的,他們對中國文學、史學的貢獻大家都有目共睹(司馬光資治通鑒、蘇軾為散文、書法、詞、詩大家,與歐陽修、王安石被尊為唐宋八大家)可見右文政策大開科舉之門,鼓勵士人發奮讀書向上,士宦為官,造就了宋的文教發達興盛,名家輩出。
宋代的文教發達也令宋現了兩次改革:
宋代優禮士人,及第者為天子門生,他們感激皇帝之恩寵,故他們多誓死效忠皇帝,努力服務朝廷,故宋一代士風純良,士人多抱澄清天下之志,如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精神,他希望拯救積弱的宋室,故主持了慶曆變法,王安石也主持了熙寧變法。可見宋的確文教發達。
而宋又偏偏是一個國家積弱的時代,其主因主要是失燕雲十六洲、定都汴京、右文政策和強幹弱枝政策。
燕雲十六洲之失
早在五代十國之時,石敬瑭為稱帝而勾結契丹人,他把燕雲十六洲割讓了給契丹。燕雲十六洲之重要性可以幾句來概括「自飛孤以東,重關複嶺,塞垣巨險,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燕雲十六洲乃中國國防要地,有燕山太行山等山嶺,又有長城,胡人騎兵不能長驅直進,但宋時此要地為契丹(遼)、金等所控制,胡人騎兵得以直通汴京,汴京多次被圍也是此原因。
加上燕雲十六洲為產馬區,宋先後失去西北方(被西夏控制)和東北(被契丹、遼、金控制)的兩個產馬區,使宋室缺馬,只能與西夏和親買馬,馬又多為老弱,宋人少習馬戰,失去了對胡人作戰的優勢。
燕雲十六洲之失,使宋代長期處於被動狀態,胡人隨時長驅直進(如真宗時遼人直逼汴京,真宗要御駕親征。)此實乃宋室國力積弱的一個原因和例子。
都汴:
宋積弱的另一個原因是定都汴京,太祖為使政治經濟重心結合,以鞏固中央政權,故他定都於運河區中樞汴梁。汴梁雖能使北宋中央政府每歲有七百萬石左右的稅收。但地理上汴京以北是平原地區,失去了燕雲十六洲,胡人騎兵得以直逼汴京,故北宋政府在汴京屯駐了數十萬禁軍,以重兵保衛首都,起初問題不大,但日子一久,宋中葉時出現了冗兵的問題,隨之而來的自然是冗費,使宋室的財政出現了危機。
右文政策:
宋代優禮士人,大開科舉之門,官員也可以恩蔭子弟為官,使官僚架構不斷膨脹,冗費問題也在宋中葉時浮現出來,財政負擔由沉重慢慢變成出現危機。太祖也有不殺言官之誠諾,故士人得以高論朝政,台諫官員更能左右大局。士人雖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在政治上卻難免出現分歧,如慶曆變法范仲淹和呂夷簡的角力,熙寧變法時王安石等人的新黨和司馬光等人的舊黨之爭等均令宋失去了兩次改革之機會,令宋積弱之勢延續下去。
強幹弱枝:
早在太祖時為了防止兵變重演,宋室奉行強幹弱枝政策,各洲縣的賦稅除必要行政費用外一律上繳中央。地方上的防衛力量為廂軍,多為老弱殘兵,精壯禁軍則屯駐汴京。地方可算是不愖一擊,真宗時遼人得以直逼汴京也可說是地方無力防衛的結果。
宋對外關係:
宋室由始至終分別給契丹、遼、金、西夏等國先得入寇,也是積弱之例子。如真宗時遼人入寇,直逼澶洲,京師震驚,真宗在宰相寇準力請下御駕親征,大敗遼軍,但卻簽下了澶淵之盟,以歲幣換取和平,遼人二十年未曾再次入寇,宋室財政負擔卻增加了,仁宗時宋更要面對遼和西夏之入寇,軍費大增,和談後又改以歲幣換取和平。宋在對外戰爭中又多戰敗,可見宋實為積弱之時代。
兩次變法則可說是宋積弱的結果,第一次慶曆變法時范仲淹已看出宋的三冗問題,冗兵+冗官+=冗費+對外族歲幣=財政危機和對外戰爭常敗。故范仲淹向仁宗上了十事疏,包括(1)明黜陟、(2)抑僥倖、(3)精貢舉、(4)擇長官、 (5)均公田、 (6)厚農桑、(7)修武備、 (8)覃恩信、(9)重命令、(10)減徭役以希望改變宋室的頹勢,可惜以失敗告終。神宗時王安石也推行了熙寧變法,也是失敗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