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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皇帝只能說能力有限,心有餘而力不足,整體來說只能同情他,肯定他的付出,但無法讚美他的成就。
在中國古代,不少皇帝罵貪官、罰貪官甚至殺貪官,但像嘉慶寫詩罵得如此痛快淋漓的卻不多見。從詩歌藝術的角度看,嘉慶禦制詩自非佳作,但更可以說明這是皇帝親自撰寫而非詞臣代筆。在詩中,嘉慶把百官看作自己和百姓的對立面,對百官生活奢侈、殘害百姓、辜負“皇恩”表示出衝天怒氣。“牛羊付與豺狼牧”的詩句,正反映了皇帝心目中的“君”、“臣”、“民”的位置:當官就像放牧一樣應該把皇家的牛羊(百姓)養肥,誰知豺狼似的官員卻把牛羊吃掉,皇上當然不能容忍了。
伴隨乾隆帝“禪位”鐘聲,“康乾盛世”降下帷幕。嘉慶皇帝,大清歷史上一個悲劇皇帝,從父皇手中接過一個“千瘡百孔”的帝國,在風雨飄搖中度過他的帝王生涯。在267年的大清歷史中,嘉慶在位的25年只是這漫長歲月鏈條中短暫的一環,可他身處驚心動魄的動蕩時代。康乾鼎盛達到頂點,大清江河日下,開始衰頹和敗落;而西方世界擺脫封建桎梏,大踏步地走上資本主義殖民掠奪,給仍在昏暗中的東方古國帶來危機與挑戰。
“唯其難,方顯英雄本色”。永琰登上皇帝寶座,但太上皇仍牢牢地控制著一切,太上皇犀利目光下,永琰的皇上做得很辛苦,對貪臣和珅忍氣吞聲,甚至自己心愛的皇后病重他不能守候一旁,死了他不敢流露悲傷,害怕和珅密報太上皇自己重情寡孝。正是在這種艱難之下,嘉慶看清了釀成吏治腐敗種種弊端,韜光養晦中醞釀矯正父皇晚年偏信和珅造成歪風邪氣。太上皇剛一辭世,嘉慶就一舉粉碎禍國殃民的和珅集團,破獲大清立國以來最大一樁貪污案,在王傑、董誥、朱珪、戴衢亨等這些賢臣廉吏輔助下,躊躇滿志地全力整治吏治,消弭社會動亂,提倡精簡節約,蔑視玉石古玩,一反父皇奢華陋習,開大清一代帝王勤儉簡樸的先河。
然而,終嘉慶一朝,貪污問題不僅沒有解決,甚至更加嚴重。任何一個封建皇朝都不可能解決貪污問題,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這是階級性決定的。而且,按清朝的制度,旅差、辦公費用和幕客、隨從的報酬,基本上要官員自己出錢,正常的薪俸、津貼(當時稱之為“養廉錢”)不足以維持公務運作和官員家族豪侈的生活,所以,大多數官員“不得不”通過各種名目獲得額外收入,這已成為整個官僚機器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但是,在那時,“千裏為官只為財”,官員們取得額外收入,不會滿足于彌補公務支出,對金錢的追求則是“多多益善”。當貪贓枉法成為一種規則、制度或者習慣,在官員中泛濫成風,那就不是皇帝一首詩、幾份聖旨所能感動,也不是辦幾件案、殺幾個人所能震懾的。
嘉慶在位期間,清朝統治開始出現嚴重不穩。在乾隆把帝位“禪讓”給兒子嘉慶的當年,即1796年,震動川、楚、陜三省的白蓮教起義已經開始。清朝傾全部的軍事、財政力量,還千方百計發動地主階級武裝——團練,花了9年時間,好不容易才把這場起義鎮壓下去。在此期間,還發生過嘉慶八年(1803年)走投無路的貧苦人陳德在紫禁城門口行刺嘉慶的大案。嘉慶十八年(1813年),華北的天理教發動起義,一支幾十人的起義者竟然衝進了皇宮,把大內攪得天翻地覆(故宮的隆宗門至今還保留著起義者的一枚箭鏃)。平民百姓行刺皇帝、幾十人的農民軍就打進宮廷,這是“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可見當時階級矛盾尖銳到何等地步。嘉慶在天理教起義平定後,頒布“罪已詔”,在自怨自艾之後,少不了對“諸臣”告誡一番。這些話當然也不會有任何收效。7年之後,嘉慶去世,再過30年,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農民運動——太平天國起義終于爆發。
25個寒暑春秋,肩負帝國興衰,風風雨雨中他竭盡精力,嘉慶不明白為何自己就不能力挽狂瀾于既倒,中興祖基業,案子越整越多,水患的窟窿越堵越大。人禍、天禍,嘉慶每接奏報就頭疼,他終究未能如願以償地扭轉大清社稷頹敗,帶著憂鬱的心情,抱恨撒手而去,留給繼位儲君三個交待:腐敗、鴉片、水患,要根治,一定要根治!這也是他自己試圖根治卻未盡的心願。
嘉慶帝的罵貪官詩並沒有罵出澄清的吏治,也不能阻止“天下大亂”的發生。這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