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相權至武帝時為之一變。 試述其間之演變,並評論此變之得失。

在漢代時期，宰相的職權是十分超然的。據〈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由此可見，凡國家之內政、外交、軍事及人事等等的事務，皆是宰相職權之範圍。其具體的職掌，有下列數端。

首先，宰相對君主有諫諍之權。宰相對皇帝的意見可提出反對，形式有「封還詔書」及「不肯平署」。「封還詔書」是指君主下詔命宰相辦事，若他認為不可，有權封還詔書。「不肯平署」則指臣下的奏請，雖已得到君主的認可，但若宰相不贊同，可拒絕副署。這樣，該命令便不可執行。由此觀之，這兩種權力對君權產生一定的牽制。

其次，宰相亦備為皇帝之諮詢人。由於君主恐怕招致宰相之諫諍，因此行事前每先詢問宰相的意見。如太后要封皇后兄王信為侯時，景帝亦要請問周亞夫的建議。

再者，宰相也有選拔任用官吏的權力。當時，「賢良方正」的選拔是由宰相主持的。而且，凡中都官、郡國官四百以下者，宰相均可自由任用；至於六百石的高官亦常由宰相薦舉。

此外，宰相亦可掌握軍權。當太尉缺職時，軍權每由宰相兼任。如惠帝時匈奴入侵，「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整匈奴。」

另一方面，宰相也有司法權和殺人權。如元帝時，朱雲在地方犯罪，此事通知丞相後，丞相部吏便考立他殺人罪。

不但這樣，漢代宰相還要領袖百官奏事、總領郡國上計和協助皇帝監察百官。

由此可見，漢代宰相可謂無事不管。

其實，漢代宰相之權力，是取決於皇帝本人對政治的興趣。若遇到政治冷感的皇帝，這樣國家一切的事務都會交給宰相辦理，宰相便成為全國的主宰。如漢初的幾位皇帝，受到「無為而治」的原則影響，所以對政治都不大積極，宰相之權力因而大大提高。相反，若遇到政治興趣較濃的皇帝，宰相除聽命行事外，便沒有較大的權力。如武帝時，由於他雄才偉略，常親自過問政事，因此相權也隨之低落。由此觀之，宰相的權力是時常起落，輕重不一。整體而言，西漢宰相的權力確是舉足輕重。但至武帝以後，三公漸同虛設，宰相之權力便每況愈下。

武帝晚年多於內廷決事，丞相因位尊而望隆，不隨便召入內廷，故與皇帝無形中疏遠起來。因此，丞相便漸漸不受信任，於是原屬內廷的朝臣，如侍中、尚書等，都時常出入禁中和協助皇帝處理國事，因而形成「內朝」。而內朝的領袖就是武帝本人，其已決定的事，都交給丞相去辦，因此丞相漸變為聽命於內朝的執行官，失去了參與國家最高決策的權力。而內朝的尚書原屬少府，本是皇帝的私人祕書。但武帝以後，尚書的權力不斷擴大，由本屬皇帝內廷祕書而漸變為發佈命令的機關，尚書亦成為當政大臣所必兼的頭銜。

昭帝時，外戚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輔政，又置前後左右將軍，成為內朝的最高決策集團，自此內朝就由皇帝為主變為以大司馬大將軍為主。當時，大將軍成為實際的攝政者，丞相則變成大將軍的部屬。外朝的官員，只要加上侍中、給侍中的銜頭，就能參與內朝的決策，這是漢代政制的一小變革。霍光以後，大將軍照例由外戚擔任。

成帝綏和元年，罷輔政將軍之號，僅稱大司馬。同時，御史大夫亦改名為大司空。於是丞相、大司馬、大司空同為宰相。到哀帝時，又訂正三公之職份，以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自此丞相之名亦廢，大司徒、大司馬及大司空三公並為宰相。東漢初年，大司徒改稱司徒，掌考課與民政；大司馬改稱太尉，掌兵事考課；大司空改稱司空，掌營建。從上而言，「三公制」的出現，使丞相獨相的性質完全轉化，由「丞相集權制」逐漸轉變為三公並立制。自此，秦至漢初丞相權力特重、地位獨尊的現象，已不復再。

到東漢光武帝時，他鑑於西漢末年外戚奪權，引致王莽篡漢之局面。因此，他便決心對相制加以整頓。他實行「事歸台閣」的措施，把主要的權力集中於內朝的「尚書令」，外朝的官員若要參與國政，必須帶侍中、給事中、錄尚書事等銜頭。而尚書令主要是掌章奏詔命的傳達，三公不得預聞。至此，東漢的三公已差不多是「坐而論道」的官員，有名無實。反之，尚書卻漸漸變成實際的最高行政中樞。到靈帝時，「尚書台」的成立，使尚書成為一個獨立的機關，同時亦標誌著相權之沒落。

總括而言，漢代相權之重，是歷朝少見的。再者，漢代對宰相或君主的權力，並無明確的劃分。而宰相權力的大小，是視乎於皇帝對政治的興趣和其對宰相的信任程度。由此可見，國家最高的決策者始終是皇帝。皇權過重，缺乏制約，可算是中國政治制度上的一個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