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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在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清政府代表在泊於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軍旗艦康華麗號（亦譯作皋華麗號）上與英國簽署《江寧條約》，又稱《中英南京條約》。

政治:喪失主權
《南京條約》本身是否不平等條約還有爭議。但在其後續訂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7月22日)和通商附黏善後條款(虎門條約，1843年10月8日）中，英國人相繼取得了協定關稅、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中外人民訴訟各按本國法律管理)、劃定租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利益均沾)、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則明顯是不折不扣的不平等條約，損害中國主權達百年之久, 更有利了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商品銷和原料掠奪.

當時清朝政府輕易的放棄這些主權，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不瞭解國際法，並不認識這些條款損害國家主權的嚴重性，反以為有許多便利，不失為一種較公道的解決辦法。如認為劃定租界，可便於防範外人，對中國人的擾亂可以較少；而協定關稅使得中國稅收實際上比較以往還有所增加，得到了實利。


經濟:五口通商
1843年至1844年，新開的五個條約口岸：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相繼開埠。廈門、福州、寧波因地理的限制，商務並不繁盛。只有長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資絲綢和茶葉的產地，又位於江、浙富庶之區，同時是國內南北海運的中間站，原在廣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買辦(多為廣東人或寧波人)蜂擁而至，開設洋行。1853年起，上海開始壓倒廣州，成為全國最大貿易港口。英美法三國相繼沿黃浦江設立租界，並不斷擴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後來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為紀念《南京條約》開放上海而被命名為南京路。至於割讓的香港，本為海盜出沒的荒島漁村。英國人在此鑿山填海，大事興建，成為英國在遠東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中樞，一度還是鴉片和苦力的集散地。


傳教與文化
鴉片戰爭時，在中國約有三十萬的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沒有公開傳教，只有20名英美傳教士在澳門進行一些準備工作，如翻譯聖經，編寫字典。1846年，道光皇帝明詔弛禁天主教，歸還原有教堂，天主教於是轉而公開活動。耶穌會負責江蘇、安徽和直隸東南部的傳教工作。遣使會負責直隸的大部分和浙江、江西。多明我會則專門負責福建。來自英美德三國十餘個基督教(新教)差會也紛紛在五口設立教堂、學校、醫院。其中美國歸正會在廈門興建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國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美北長老會的嘉約翰在廣州接辦中國第一所西醫院博濟醫院。


對外關係
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國人沒有重視、反思這場戰爭。戰後，中國人繼續沉浸在「天朝上國」的思想中。 清朝對外關係不善，加上鴉片戰爭的失敗，國威嚴重受損，國際地位相對下降，清廷之國力及軍事科技方面弱點盡露，引發外國侵略，剝奪之野心。 南京條約之後，各國亦紛紛援例要求訂約，向中國提出種種剝削性的要求，不平等條約遂不斷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