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與通貨膨漲有什麼關係？

作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為世界銀行（世銀）首席經濟師及資深副總裁，並於二零零一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於經濟學界有著大師級的影響力，更被喻為經濟學中曾經獨領風騷的學派──凱恩斯學派（Keynesian School）的接班人。故當這本批評世銀、國際貨幣基金（IMF）及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的著作於零二年出版時，便立即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及關注，認為其指出了現今全球化問題的核心，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國際金融機構的黑箱作業、急進盲目，與這些機構的反民主本質等等。

本書作為了解國際金融機構實際運作情況，及其如何影響各國政府制定政策的入門，本已值得一讀。然而對於不滿全球化的人士或運動組織者而言，本書值得細讀之處在於尋找能與主流經濟學說溝通的共同語言。在當下左翼的觀點仍未能在全球化的論述中取得有利的位置時，我們更應透過了解史氏──一個反對現行全球化的右派學者──的語言，策略性地利用其「同聲同氣」的特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挑戰比其更形兇悍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在探討有關世貿、世銀等的政策前，我們必須理清這些政策背後的學理基礎，以便往後的分析及批判──縱然我們可能對這些理論嗤之以鼻。在學院經濟流派中，鬥爭的路線主要圍繞著政府於國家經濟所應扮演的角色，當中尤以凱恩斯學派與新自由主義學派兩者之爭最為激烈，分別影響著整個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以下將會簡介兩者之歷史背景及對經濟政策的不同主張。

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三十至六十年代是凱恩斯主義的黃金歲月：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將當時全球經濟推向前所未有的危機，傳統經濟學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市場主導的主張彷彿束手無策；凱思斯所提出的經濟哲學，有如拯救了當時陷於絕路的資本主義經濟。凱恩斯主義認為，市場機制的內在不穩定性有礙於經濟達至均衡狀態（equilibrium），政府有責任透過對市場的適當干預，使經濟達至完全就業（full employment），以及減輕資本主義經濟週期波動對一國經濟的影響。另一方面， 凱恩斯亦大力鼓吹大規模消費與及增加政府開支（亦即政府「派錢」），認為其有助於加強整體需求（aggregate demand）以推動經濟增張（特別在經濟不景氣時）；這與同一時期福特式（Fordist）的大規模生產模式所強調的高工資、高消費、高生產的概念不謀而合，共同挽救了當時的世界經濟。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同一時間，有另一批學者（特別是奧地利學派）與凱恩斯持相反的意見，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密塞斯（Lugwig von Mises）及海耶克（Frederich Hayek），他們認為政府應減少對市場的干預，市場機制自由運作最終會達至效率的最大化 ，並認為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緊緊相扣，大力反對社會民主黨式的高福利、高稅率政策，認為只會走向極權政權之路，社會主義更是他們猛烈抨擊的對象，海耶克＜通往勞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正好說明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然而由於當時（三十至六十年代）凱恩斯主義正大行其道，他們的主張並未得到重視，未能在政策上奪得主導權，要到七十年代方再為人所認識。

新自由主義的抬頭\

凱恩斯主義的失勢源於六十年代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負債日重，以及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當時大部份發達國家經濟停滯不前，利率、通漲率、失業率高企，就是所謂的「停滯膨漲」（stagflation），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未能如凱恩斯模型般解決當時的經濟困局，這使到奉行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哲學受到嚴重的挑戰。乘時而起的，則是以海耶克及弗利民（Milton Friedman）等經濟學家為首，以「小政府，大市場」為原則的新自由主義學說。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以列根（Reagan）及戴卓爾（Thatcher）為首的美英保守、代表商人利益的政權紛紛上台，新古典經濟學的復興正好切合他們的需要。上台後，兩國政府致力推行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經濟政策，逐漸將公營部門私營化，外判公營服務予私人承辦商等，預求減少政府對社會的負擔。在國際層面上，新自由主義亦成功入侵了各國際金融經貿機構：通過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九五年前仍稱為「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發達國家將這一套政策在半迫半推銷的情況下推廣至全國的發展中及前共產國家，推動這些已發展國家的政府及誇國財團話語下之「全球化」。





2008-05-02 15:07:48 補充：
斯蒂格利茨對新自由主義的抨擊
面對新自由主義對市場近乎瘋狂的迷信，被喻為凱恩斯學說繼承者的史氏自然大感不滿。由平衡預算、私營化、開放市場這三項政策組成、廣為國際金融經貿機構所信奉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於是成為其主要鞭撻的對象。史氏所針對的，呢度用番 Henry 哥果篇啦～　我懶得寫～

2008-05-02 15:08:01 補充：
國際經貿組織與本地抗爭面對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由世銀、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推動的全球化，無能、封閉的特區政府只有跟著走的份兒，制定政策時處處以取悅國際金融機構為目標，削減公共開支、私營化及外判等等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新自由主義要求的是「大市場，小政府」，其中一個衡量的指標就是政府的財政狀況，除了政府對外簽署的協議外，國際金融評級機構在當中亦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以下就是一篇相關報導：

2008-05-02 15:08:10 補充：
「信貸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昨日將本港的貨幣評級展望維持在負面，並指出本港的政治環境陰晴不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政制發展的決定，增添了港府施政困難，擔心公眾對民主發展步伐的不滿，和民主派與政府關係不和諧，可能影響政府日後推行開源節流政策的進度，特別是拓闊稅基的改革成效。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及金管局均對標普的評級表示失望，指標普懷疑政府解決財政的決心和能力，缺乏證據。．．．

2008-05-02 15:08:20 補充：
不過，標普認為本港的政治環境可能對經濟造成不良影響，目前的政治氣候可能導致港府在引入影響更深遠的措施，尤其是稅制的改革時，受到制約，但相信這些因素不會導致重要的政策被忽略。
周彬指出，負面的評級展望也反映了香港的財政赤字持續高企。政府的財政儲備預料會持續下跌，若要達到○八年度取得平衡預算的目標，港府需要堅持控制收支，而且也要借助持續良好的經濟表現。」來源：＜東方日報＞2004-5-6

2008-05-02 15:08:30 補充：
由此可見，最近兩年的「財赤」、「削資」危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為了在評級上得到較好的「分數」的手段。然而在這些「客觀」的評級、財赤的「現實」背後，這些評級機構不過是跨國企業的「打手」而已；結果是評級機構、國際金融組織、跨國企業三大巨頭，聯手推動不利於普羅大眾的政策，去擴大自己的利潤；政府或因無能、或因不民主（雖然諸如台灣，基層最終亦遭當選政黨出賣），結果只會成為共謀。報導中不斷提及稅制改革或受民主派所阻礙，更毫無保留地顯示出資本家的擔憂，害怕一旦人民的聲音受到重視，他們的利益就隨之煙消雲散 ，足可見其反民主的本質。

2008-05-02 15:08:39 補充：
再進一步而言，若如本文起始所說般要以凱恩斯主義對抗新自由主義的話，最直接反對削資的方法就是挑戰後者「財赤是罪」的論述。如前所述，凱恩斯認為政府應在經濟不景時增加開支，帶領經濟復甦，以減輕週期性的痛楚；盲目地以平衡預算為政府的財政目標，不理會當下的經濟情況，即使不提其對民生的傷害，也難逃被史氏指斥為「糟透的經濟學」（bad economics）。

2008-05-02 15:08:50 補充：
至於外判方面，數據反映外判並不一定能提升效率及減輕政府負擔，甚至引起其他隱藏的社會成本，如外判及散工制會降低員工對工作的歸屬感等，影響生產效率。對於剝削問題，運用凱恩斯的講法更能直截了當：當一名月入五千的工人收入增加一千元，他／她很可能花掉當中大部分於日常消費，起著刺激經濟的作用；然而同樣的一千元，落在一位月入五萬的經理身上時，他／她很可能只會多花一、二百元，刺激經濟的能力相對較小 。就此，我們亦能以相同的觀點論証累進稅制（progressive tax）──一種領財富分配更平均的稅制──更能帶動經濟增張 。

2008-05-02 15:08:58 補充：
以上論據，旨在呼應文章第一部份，希望能策略性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嘗試利用經濟學上凱恩斯學派的主張，去回應新自由主義在香港對民生的具體衝擊，但求在左翼聲音被邊緣化的時候，以經濟學的觀點提出當前政策的不當之處，但願能在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義的抗爭中加入更易為大眾接受的觀點。

凱恩斯的不足\

凱恩斯提出的經濟哲學，當中的高工資、高福利彷彿對普羅大眾的生活有著相當的保障，然而在細心審視後，不難發現其不足之處。

2008-05-02 15:09:08 補充：
首先，政府的擴張財政政策雖然能短暫減輕經濟波動帶來的痛楚，但長遠而言資本主義制度過度生產（overproduction）及過度資本積累的困局仍未能因此而解決，反而可能因其鼓吹大規模消費而使問題更形嚴峻。對於資本主義，凱恩斯的核心思想正正就是反動的──所有經濟政策最終不過是為了維持資本主義的長久運作，高福利、高工資的承諾更被左派批判為「工人階級的鴉片」，企圖阻延工人階級的覺醒。

2008-05-02 15:09:17 補充：
其次，凱恩斯主義中已發展國家的高福利制度往往是透過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源而得來的──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往往透過其在第三世界國家政經的影響力，以不公平的手段奪取他國的資源；舉例說，如果美國及歐洲國家未能控制中東國家供應廉價石油，則西方國家必然要承受極高的通貨膨漲，結果必然陷入經濟衰退，引致福利制度的破產，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便屬一明証。

2008-05-02 15:09:35 補充：
此外，凱恩斯經濟政策並未能回應全球性資本流動的後果；在資金有能力於全球流動的情況下，福利國家根本難以向跨國大企業徵取足夠維持本國福利的稅收。跨國企業可隨時選擇在更低成本、更低稅收的地區進行剝削，政府在沒有足夠稅收的情況下根本難以維持其市場干預者的角色，社會福利亦逐漸由保障個人的「制度模式」（institutional model）變成為有如施捨的「殘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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