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南宋聯蒙滅金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中史評論題”plx

南宋嘉定七年（1214）七月，金都南迁至汴梁，随着金都的南迁，蒙古势力也日益向南逼进。南宋人在对金竟然以北宋旧都为都城标表示极大愤怒的同时，一方面担心金都南迁将给南宋造成诸多麻烦，另一方面，又担心新兴的蒙古会给南宋以更大的威胁。权工部侍郎徐应龙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真德秀也明确指出，如果蒙古灭金，据有中原，“则疆场相望，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也。”不过，新兴蒙古政权固然可虑，但距离毕竟还远，此时南宋政府面对的更为直接和现实的问题是：在金为蒙古攻迫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与金的关系。

自嘉定四年（1211）金都被蒙古军包围，宋、金使节不通，南宋岁币便未能输金。金迁都前后，曾两次向南宋督索积年岁币。真德秀等人要求断绝同金的不平等关系，将输金岁币用于加强国防，振奋民气。如果 “彼求我与，一切如初”，对于亡在旦夕的金朝仍然 “奉之唯谨”，这无异于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必将被新兴强敌所轻视。更有人认为“岁币之数，不为不厚，足以募勇敢，足以旌战功。自今以往，边防于此取办，国威由此复振。”

以乔行简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故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谴使予币，可使为吾捍御”。程珌也认为：金虽内乱，灾害不断，外受蒙古攻迫，但国未大乱，上下严密，虚实难测，不可视为垂尽之敌。

南宋争论双方的基本点是一致的，即都承认蒙古对宋的潜在威胁。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采何种策略于宋有利。要求断交绝币者的主要观点是：金人衰微，已不足以抵御蒙古的进攻，其亡必然，如果再遣使予币，将为新兴强敌所轻视，所以，应当将岁币用于加强国防，增强自身的实力，以应付时局的变化。而主张遣使予币者的观点是：助金以为抵御蒙古的屏障，于宋有利。

当时的蒙古，由于西征南侵东讨的节节胜利，军事力量空前高涨，尽管当时南宋朝野都非常明白如果金朝能够多支撑些时间，于宋自然是有利的，如真德秀也认为：如果金能多存在一些日子，南宋可乘时修备，这是求之不得的，但以他为代表的这部分南宋大臣同时也认为金的国势已危如累卵，无能力支撑下去了，“彼方奔窜不暇，何捍御之足言？”认为想靠金作屏蔽以图安全，无异于“以朽壤为垣而望其能障盗贼也”。事实证明：真德秀等人错误地判断了局势，夸大了金朝内外危机的程度，低估了金的力量。事实上，金南迁以后仍维持了二十年之久。因此，宋如助金抗蒙，金可能维持更长的时间，于宋应是有利的，但金南迁以后的对宋政策，则使宋金和解，联盟抗金的可能化为泡影，也使南宋政权内部主张扶金屏宋的观点遭受严重的挫折。

当时的南宋权相史弥远支持“扶金以为屏障的主张，认为“（乔）行简之虑甚深，欲予币”。但当时“朝绅三学主真（德秀）议甚多”，最后只得采纳了程珌、汪纲削减岁币如隆兴之数的建议，于金迁都的第二年，即嘉定八年（1215）三月，派丁焴、侯忠信赴金贺长春节，向金宣宗转达宋宁宗“请减岁币如大定例”的愿望。但被金宣宗“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所祈请”为由加以回绝。于是南宋政府便托辞槽渠干涸，运输不便，断绝了岁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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