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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蘭成(1906年2月28日-1981年7月25日),浙江嵊縣人,出身寒門,卻是個才子,有滿腹經世之才與入仕之志。寒門出身,人生起步伊始的基石是無法自擇的。他沒有張愛玲盛大氣勢的資本,可以倨傲地說:所有輝煌的祖宗只在她“死的時候在她的血液中再死一次”,他無權這樣說,他的祖先不過是在荒村野外某一處不可知的地下找一安身地,或許連丘冢也找不到了。所有的一切都從零開始。低微的起點與遠大的抱負在胡蘭成身上,在所有類似胡蘭成這樣的男人身上成了一種參差和對立,兩者差距所形成的力量,在時代風雲中決定了他的人生道路。貧寒的門扉終難完成大開大闔,必須另辟天地,他只能自擇而又無法自擇地走上背叛、出賣的不歸路,踽踽孤行在民族同仇敵愾的群體之外。
自從上海淪陷以後,上海——偌大的城市,所有的正劇都謝了幕,門闔著,幕也合上了,整個如空城一般。大批正直有骨氣的文人不甘心在淪陷區做漢奸,紛紛逃離;未走成的人,也隱姓埋名,韜光養晦,民族責任感與榮譽感如一柄利劍懸於每個正義者的心頭,使他們噤聲,保全著文人的清節。人聲、言論是一種背景,失去了背景,天地是如此蒼寥而寂寞,以致如有人發出聲去,仿佛清晨睡醒後的說話聲,陌生得不知道究竟是自己的聲音還是別人發出的囈語。亂世中有太多離奇的故事,離奇地,在沒有人聲回應的空曠冷寂中,無聲地上演一幕幕鬧劇,一批批潑辣有力但轉瞬即逝的小丑輪番登臺,裝點寂寞的門面。
胡蘭成,有滿腹的才華與學問,寫一手漂亮的文章,又有著年輕人揮斥天地方遒的銳利與機警,自恃於雄才與大略,常在報上發表對時局的評論,1936年,他在《柳州日報》一篇政論惹下麻煩,被桂系第四某團軍的司令部監禁了33天,卻因此引起了社會廣泛的注意。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胡蘭成親日的言論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當時同志者甚少的汪精衛的目光,從而由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一舉升遷為汪精衛的機要秘書,走上了士人成功征程慣常的第一步:御用。胡在汪精衛的喉舌報《中華日報》社論委員會任總主筆,大肆展開賣國求榮的輿論功勢和思想侵略,當時這份親日派最重要的報紙上洋洋灑灑的社論皆出自這位才子之手。然而不久之後,不知事出何因,也許是偽政府內部人事傾軋,也許是因為胡蘭成直接搭上了日本主子而犯了越級之罪,惹怒了中國主子汪精衛而被關押起來了。胡蘭成和蘇青早就認識,在他這一次人生的低谷中,張愛玲因為從蘇青那裏久聞他的才名,對他的境遇動了惜才之心,便陪同蘇青一起到汪精衛的另一同道者周佛海家,為胡說情。說情雖未奏大效,但在張愛玲年輕的女人心裏,第一次為一個男子的生死牽掛了一回。而此時,胡蘭成尚不知這世上有個張愛玲。人生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弧線,回眸胡與張的人生線,在這一時間的定點上,張在高,胡在低,這是他們第一次沒有相遇的聯繫。
胡蘭成有名士派的逍遙,他是個極不穩定的人,有放恣充溢的情感,卻無法聚攏來固定地寄放於一物一事一人一處,他的情感是恣肆的,無法駐腳,沒有驛站。大而言之,是對祖國民族大眾,小而言之,是對婚姻家庭情人,甚至對他自己也是這樣。
張愛玲23歲時,認識了三十八歲的胡蘭成。從此她的生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胡蘭成,是當時汪精衛偽政府宣傳部政務副部長,上海“孤島”時期的《中華日報》總主筆。張愛玲當年二十四歲便與胡蘭成結婚,但不久與胡蘭成離婚,當時張愛玲二十七歲,因為胡蘭成用情不專 。
1956年,張愛玲在美國麥克道威爾文藝營認識了她以后的第二任丈夫,美國作家賴雅。1967年,賴雅因病逝世。
三毛的最後一部作品《滾滾紅塵》描寫了一對世間男女在戰亂年代里悲歡离合、欲仙欲死的愛情,這部角逐金馬獎的電影劇本即是以女作家張愛玲和汪偽政府法制局長胡蘭成的愛情故事為藍本創作的。
張愛玲少年時代失去了太多的愛,失去了人們通常輕易得到的愛,因而,成年的她更渴望成熟男子的愛情。遇到胡蘭成,她得到了理解和信任,滋生出一种說不出的感情來,這是情感的栖息地,是撫慰創傷的良劑,所以她太投入。
張愛玲一生追求一種脫離現實的純粹愛情-不問緣由,不問經歷,跨越了時間和空間,超越了階級和信仰。正是因為如此,出身於大家閨秀的一代才女張愛玲,才有了和漢奸文人胡蘭成的亂世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