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俄羅斯

中蘇關係惡化中的國家利益因素，可分開中國和蘇聯兩方面來講。
中國方面的國家利益，即是後來普遍指責的｢蘇聯試圖侵犯中國的主權和在軍事上控制中國｣而產生的矛盾。其中主要的表現是蘇方提出共建中蘇聯合潛艇艦隊，並在中國境內設置長波電台。這遭到毛澤東一口拒絕，結果引起赫魯雪夫單方面中止1957年10月簽訂的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提供蘇方曾答應給的原子彈樣品；與此同時，蘇方還批評中國炮轟金門、馬祖；特別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又採取貌似中立、實則偏袒印度的政策；以後隨著中蘇意識形態分歧的加劇，蘇聯又撕毀合同，撤走專家，使中國經濟遭受嚴重的影響，從而造成中蘇國家關係破裂成為無可挽回的必然趨勢。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關於蘇聯保有旅順軍港、蘇聯技術互助必須採取合營公司形式，而蘇佔百分五十一股份。中共對這種種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項，其不滿程度顯然比日後聯合艦隊、長波電台為小。赫魯雪夫執政後主動歸還旅順港和新疆有色金屬公司的主控權，並且完全放棄了蘇聯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這兩個｢勢力範圍｣。另外，1956年，蘇方還將因不合理的貿易結算方法多收的款項歸還給了中國。如此看來，則很難明白中蘇交惡為何是在對中國國家利益更為尊重的赫魯雪夫執政時期，而不是史達林時期。
在蘇聯方面的國家利益來說，從史達林開始便一直以國家利益來考量。除了上述事例，韓戰便是一個很好的列子。當金日成的人民軍土崩瓦解，蘇聯仍不肯與美國正面對抗。即使中國出兵朝鮮後，亦以空軍未準備為由，不履行對志願軍提供空中掩護的承諾，生怕捲入與美國的熱戰，軍事援助亦只以貸款形式。而隨後赫魯雪夫的共同艦隊、共建長波電台建議，對太空衛星技術保密等等舉措。都是以蘇聯國家利益先行。反觀中國在朝鮮戰爭中，除了人命的損失外，還將原本可應用於國內建設的資金消耗於軍事裝備上。而在60年代初，中國面對大躍進的失誤所帶來的困境，仍大量以無償的形式援助亞非拉各國的革命政權。
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雪夫批判了對史達林的個人迷信，並提出「三和路線」，即奉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實行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最終在資本主義國家實現沒有暴力革命的和平過渡。赫魯雪夫對對馬列主義中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的修改。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就是搞階級鬥爭、階級革命，沒有甚麼｢和平過渡｣。而對史達林的批判是醜化共產主義運動，給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圍繞史達林的評價，中蘇雙方產生嚴重分歧，蘇聯正在嚴重批判史達林的時候，中共卻在言論及行為上公開批評蘇聯當時的做法。1961年，在蘇共二十二大一片批判史達林聲中，中共代表團向史達林墓前獻花圈，花圈緞帶寫上｢獻給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史太林同志｣，使赫氏等蘇共領導人深為不悅。踏入6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後，雙方開始指名導姓去公開批評對方，加劇雙方惡化的關係。中共認為蘇共是修正主義、分裂主義，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則是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
而此來看，中蘇交惡發生在對中國國家利益更為尊重的赫魯雪夫執政時期，而不是史達林時期。套用中共的術語，與史達林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可以調和的；而與赫魯雪夫的是階級矛盾，是不能妥協的。
1950年代末期中蘇交惡的原因是許多因素累積並交互影響下造成的。但若說成是兩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衝突的結果。則顯然並不是全對的，至少就中國方面而言，是意識形態多於一切的。這一種首要的或根本的、關鍵的因素，導致了中蘇關係由盟友走向了敵對，由兄弟變成了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