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三年零八個月 ~

日治時期對香港的影響



禮賓府的日式屋頂由於日治時期較短，加上港人對日治時期並無好感，及戰後香港發展迅速，因此戰後遺留至今的日治痕跡不多。但仍有些地方保留著日治時期的痕跡。今日立法會大樓及滙豐總行大廈銅獅子上皆有保衛戰時留下的子彈孔，拔萃男書院於禮堂門前有於校園內挖出的日本軍刀，傳說今日英皇書院的水池則是日治時期的炸彈洞改建而成的。新界地區的一些荒廢地道裏有日軍刻劃的簽名。建築工地也不時會挖掘出炸彈、軍刀或人體骸骨，其中較近期的是於1999年在薄扶林道近瑪麗醫院修建高架路時挖出一枚未爆炸的盟軍炸彈。再之前亦曾在旺角及深水埗鬧市的修路工地挖出多枚日軍的炸彈。

日軍又在香港多處地方濫伐樹木，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未能恢復戰前原貌。例如獅子山山頭依然只有很少樹木，而蝴蝶谷的生態破壞亦使蝴蝶從此絕跡。

在建築方面，今日的禮賓府依然保留著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日式的屋頂及塔樓。戰後港英政府於今香港大會堂修建了紀念花園，是主要的紀念建築。今西環尚有一幢唐樓，是當年的慰安所。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內則展有一批日治時期文物，其中包括當年掛在港日政府總部（原滙豐銀行大樓）正門的「香港占領地總督部」門牌。

港日政府在日治時期設立了「香港市民圖書館」，是香港的第一個全面開放給公眾的公共圖書館[7]，其藏書今收於香港大學圖書館內。港日政府開香港分區及簽發身份證之始，於戰後一定程度上被沿襲下來。

據說香港稱「老闆」為「老世」也是源於日治時期。當時各商鋪外皆要列出鋪內工作人名，東主日文作「世帶主」，為港日政府工作的華人[8]隨日軍入來搜查時即叫「老世」出來，由此便衍生「老世」。另一個日治時期留下來的詞語是「輪大米」，即「輪姦」之意，將輪大米的過程與日軍輪姦婦女的情景形象化的結合；同樣「慘過輪米」可用以形容一件事極為辛苦，此二皆與日治時期經常要輪米有關。香港粵語裏與日本人有關的蔑稱，亦多與日治時期有關；如「蘿蔔頭」是源於日軍髮式和配給作糧食的日本蘿蔔；「㗎佬」是源於對日語語感認知。

日本統治期間的「歸鄉政策」亦間接使不少香港居民喪失在香港原有的權利。由於早期英國對香港人移民的政策仍然寬鬆，在1950年代，只要有香港的永久居留權，就可以在英國定居，而當時只要在香港出生，就可得到永久居留權。不過因為日本的歸鄉政策，不少兒童在戰時移居內地。當他們回到香港之後，有不少人由於各種原因(例如：記錄遺失或被燒毀)而未能確認其香港出生地位，被當作在內地出生。隨著後來英國收緊移民政策，這一班人亦失去了移居英國的權利。

另外，許多香港民間的鬼故事和都巿傳說也經常以日治時期作背景，例如兵房、亂葬崗、執行處決的地方等。

當香港淪陷時，中國著名作家張愛玲正在香港大學唸書。她的小說《傾城之戀》就是根據當時她的所見所聞和從友人處聽到的故事受啟發寫成。《傾城之戀》小說後來在上海被改編為舞臺劇，近年香港話劇團再改編為《新傾城之戀》上映。此外，香港分別於1994年及2000年，上演了以日治時期為背景的舞臺音樂劇《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

港日政府廢用公元，改以日本使用的「昭和」年號，並以紀念日本節日、天皇壽辰、勝利紀念日和週年紀念日加強日本文化對香港的影響，例如以神道教節日尊敬死者，1943年2月11日則有日本紀元節，崇拜神武天皇。日本人並且在今香港動植物公園處修建香港神社供奉戰死者，今九龍聖安德烈堂亦被改用作神社。另港日政府計劃在金馬倫山興建忠靈塔紀念戰爭死難者，但至日本投降仍未完工。

港日政府也將香港標準時間撥快一小時，讓香港和日本兩地時間一致，進一步將香港同化。




文化影響
在戰前由日本人擁有的日文報紙《香港日報》，在1942年1月復刊，同時增設中文版《香港日報》及英文版《Hong Kong News》，是港日政府的喉舌。被日本管治前的10份中文報紙到1942年5月只剩下5份，並受到官方新聞審查。當時《星島日報》曾易名為《香島日報》，維持繼續出版，《循環日報》則因被盟軍誤炸而停刊。電台被用作為日本宣傳。市面仍然有各種娛樂，但只有能付擔得起的人可以享用。戲院只放映日本電影，《香港攻略》是日治時期唯一在香港拍攝的電影，由田中重雄導演，大日本映畫公司生產，影片主要由日本演員演出，參與的香港演員有紫羅蓮。這部電影在1942年11月19日，接近日軍佔領香港一週年紀念期間上映。賽馬亦重新在跑馬地馬場舉行。

日治時期，香港的教育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學生人數由1941年的11萬8千人跌至1945年的4千人，幾乎所有適學兒童失學。戰前香港有學校649所，至日治時期只剩下34所[來源請求]。在僅餘的學校裏，日本當局積極推廣日化教育。日語成為了主要的教育課程，中小學每星期必須教授日語4小時，前殖民統治語言英語則被禁止使用。日語成績不好的學生，會遭受嚴厲的處分。除此之外，日本文化、禮節及國情等都成為了學校的主要教授內容，例如高小的中文科的課文內容就包括《新生香港》、《興亞進行曲》、《從香港到東京》、《日本刀》、《忠靈塔》、《日本的體育》等。這種教育制度推行的目的，是希望加強日本對香港人的影響，使他們認同「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

相較嚴重不足的基礎教育，政府對日語教育則推行甚力，設立多所日語講習所，亦鼓勵一些私營的日語學校設立，凡政府或日資企業招聘員工時，日語程度較佳者不單可得任用，且可獲額外的糧食配合。政府亦強逼教師應考日語語文基準試，未能合格的需要接受3個月的日語培訓。另一方面，雖然當時日本對香港實行燈火管制，但據一些當年在香港的學生講述，有些同學為了惡補日語，會冒險挑燈夜讀。這些學生一旦被發現，不單不會受罰，幸運的可能還會得到獎勵。

為了應付日語師資需求，及培養認同日本統治的華人政府人員，港日政府曾成立「香港東亞學院」，是日治時期唯一的專上學院，但只維持了短時間，學生人數甚少。至於香港大學，則因香港的高級知識份子或已被關在戰俘營，或已逃亡離港，因此缺乏人材，至日本戰敗投降一直未有復課。